外媒称，中国的大闸蟹产业成为继高档酒和豪华汽车之后，共产党当局两年来的反腐行动的又一受害者，因为政府官员们已经不再消费这种价格昂贵的螃蟹。中国渔业协会下属河蟹分会副会长杨维龙说：“政府官员(的大闸蟹)消费几乎减少为零。”（10月16日《参考消息》）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官场“舌尖上的浪费”，公款浪费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外国舆论，总有一些把诸如天价月饼、高档烟酒的降价，与公款消费减少相关联，认为是反腐败导致了消费品的降价，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把物价的变化片面理解为反腐制度的实施，明显强词夺理。
　　
　　众所周知，物价的变化，完全取决于供求关系。供大于求价格就低，供不应求价格就高。从理论上说，大闸蟹价格的回落，与公款消费的退出带来消费群体减少，进而出现供需关系的细微变化有关，因为毕竟公款消费占有一席之地。但无论是何种媒体，对于公款消费在大闸蟹消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都没有可以采信的统计数据，只是一厢情愿的估计。事实上，要对消费市场的价格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没有较大或是垄断性的消费主体是难以撼动的。既然对此缺乏市场调查，怎么能臆想大闸蟹降价是官员不再消费所决定的呢？再说，除了少数支撑天价的“官员”公款消费悄然退场，还有那么多的土豪、富人不是消费正酣、依然热衷于天价的“面子消费”吗？把少有的公款浪费等同于高价大闸蟹全部是在用公款“包养”，不能不说是吹毛求疵。
　　
　　再说，物价的回落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它的成因也是多方面的。粗略地说，从政治层面看，政府对物价的调控、对公共财政的管理措施等都有影响；从经济层面看，公众的收入水平、消费观念更是直接发生作用；从社会管理层面看，食品安全程度也有联系。凡此种种，不足而论。反腐败主要是政治层面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仅仅局限在对公共财政的管控和对公职人员的约束，与大众消费关系不大。因此，对大闸蟹的降价，一味强调政治对物价的影响，鼓噪反腐影响物价和经济发展，其用心值得警惕。
　　
　　纵观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不致力于反对腐败。如果说反腐败会滞缓经济发展，那就说明“世人皆醉我独醒”，全世界都是“傻子”。这种“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独醒，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以国人公认的反腐败很好的美国和中国香港为例，长期的强力反腐不仅没有带来经济发展的后退，反而造就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所以，反腐败是在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助推经济更好发展。
　　
　　因此，对大闸蟹的降价，应当反思的不是“官员”有没有消费，而是销售理念上对暴利的执着。之前的价格是不是合理，有没有虚高？高价是物有所值，还是暴利所致？是供求关系变化，还是想“一蟹独霸”，意欲再次抬高价格？在强调“官员们已经不再消费这种价格昂贵的螃蟹”的背后，无不隐含着商家和行业对大闸蟹高价的呐喊和眷恋。
　　
　　惟其如此，大闸蟹的价格要降就降，尊重市场，顺其自然，无需顾及媒体的过度关联。试图拿螃蟹说事，以此撼动反腐败的决心和意志，无异于螳臂当车。更不必说低价有利于大闸蟹“爬上”寻常百姓的餐桌，还原大众食品的原本。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社会公众还会得到远不止于此的更多实惠。
　　
　　文/钟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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