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当我从大城市返回家乡A市时，久未谋面的小外甥女已经上了幼儿园。得知有校车接送，那天傍晚，我早早地站在马路边上，等着小家伙的笑脸与拥抱。临近五点半，校车终于来了。只不过，我却少了很多欣喜，一股忧愁顿从心生。
　　
　　小家伙坐的校车，是一辆黄色小客车，而非“能撞过悍马”的“大鼻子”校车。这种车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吗？一旦出了事故，包括我外甥女在内的这群小朋友，能够因之幸免于难吗？疑问和担忧，在我心头蔓延。
　　
　　不过，在现实面前，这种担忧十分无力。说实话，至今我都不知道，这所幼儿园是否符合规范。可，即便它是“黑幼儿园”，送孩子用的是“黑校车”，我们又有多少选择的能力和余地？忘了说，我家在A市城乡结合部，附近只有两所私立幼儿园，情况大同小异。
　　
　　面对车上的一帮孩子，看着家长们放松的脸庞，久而久之，我逐渐变得无奈和麻木。不过，在城区找到工作后，某天的某一幕，又深深地触痛了我——当我骑车在城区穿行，赶赴单位上班时，一辆标准的黄色“大鼻子”校车从我旁边驶过。
　　
　　城乡，是有别的。城区有公立幼儿园，它们未必数量众多，但至少享受着较为充足的财政投入，配备校车有经济保障。而城乡结合部、乃至乡村幼儿园，却被冷落遗弃在一旁：不说缺少公办幼儿园，就连私立教育这种民间补充，也未获得应有的规范和扶持。
　　
　　是缺钱吗？
　　
　　因为工作原因，我曾采访A市教育局领导。宽敞的房间，精致的装修，上等的设施，办公室里的一切，着实让我“眼前一亮”，富足奢华的气息扑面而来。只是，当我们谈到政府十件实事之一“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让城乡孩子共享优质教育”时，领导严肃低沉地说：“农村方面的就不要提了。
　　
　　那一年，报纸上称，A市在这方面投资了7.22亿元。
　　
　　可，我的外甥女，依旧没能坐上“大鼻子“校车。事实上，还有更多孩子，因为不能上公办幼儿园，依旧坐着脆弱的“黑校车”，面临着高安全危险。
　　
　　就在报上称A市“10件实事交完美答卷”“件件有落实事事有结果”后的第8天，一朵乡村小花凋零在放学路上：一辆满载沙子的大货车，与接送某村幼儿园孩子的面包车相撞，“校车”脆弱不堪，一名4岁小姑娘不幸遇难。
　　
　　我想，如果坐的是“能撞过悍马”的“大鼻子”，这个小姑娘是不是还能说能笑，活蹦乱跳？至少，存活的几率会大一点吧？
　　
　　母亲告诉我，事故发生后，所有幼儿园停课了两天。除此之外，我再无法获知任何事故相关方被追责的信息，即便只是肇事司机是否被处理。
　　
　　一切，就那么戛然而止，躲进无声里。
　　
　　2014年11月，距离那场事故8个月后，我的小外甥女，还是没能坐上“大鼻子”。
　　
　　触痛人心的是，19日，山东蓬莱潮水镇传来噩耗。而“历史竟如此惊人的相似”，都是辆满载沙子的大货车，都是接送乡村幼儿园孩子的面包车……不同的是，这一次，12朵乡村小花凋零散落在血泊里。
　　
　　乡村，轻得如此沉重。它轻，轻得唤不起权力的公平对待；它重，重得让孩子时常处于地狱门口。
　　
　　文/张隐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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