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和10月，SOHO中国基金会向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捐款1500万美元、1000万美元。12月21日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潘石屹提及此事，称是让中国最优秀的贫困学生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当即吐槽称，他自己曾给其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奖学金和助学金，只有奖学金发出去，助学金没有发出去，原因在于贫困子弟上不了人大、北大、清华，而不经这几家国内名校，当然没机会上哈佛。（12月21日澎湃新闻网）
　　
　　SOHO中国基金会向哈佛和耶鲁捐出巨款后，引发巨大争议，也有许多知名人士为潘石屹和张欣夫妇的此做法辩护。这其中，最具说服力的理由是，解决国内教育投入不足的责任在政府，政府和社会应鼓励富人阶层捐助国内教育，但这并不成其为一种义务；并且，既然是捐款，捐款人当然有指定对象、用途的自由。
　　
　　问题是，潘张夫妇对捐款使用设定的条件，以及可能发挥的作用的解读，是大有问题的。捐款必须是在符合捐款人指定用途的情况下，才会花出去，如果不出现符合条件的受纳对象，钱就会放在原地不动，就像刘强东提到的捐钱给人民大学，因为找不出符合条件的品学兼优贫困生，助学金资金就没能花出去。
　　
　　从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潘刘二人发言、对话的具体情况来看，潘张夫妇在捐款前很可能并不清楚国内名校录取贫困子弟比例近年来大幅降低的事实，而刘强东本人也是在向母校人民大学同时捐款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后，才注意到这方面情况。希望潘张夫妇能尽快核实刘强东的一番话，视情况对捐款用途和条件作出调整。
　　
　　如何调整？这先要探究为什么贫困子弟进入国内名校的比例会大幅降低。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地区、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不断拉大。这种差距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存在，但领先者是低水平的相对领先，部分贫困子弟尚有机会通过加倍努力予以弥补甚至赶超，但在近些年来，这种差距已经拉大到极其夸张的地步。
　　
　　1995年颁行的《教育法》规定，年度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应占到GDP比重4%，这个目标在2012年才首次达到。在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发达、相对富裕地区尚且可以通过地方财政资助来保证公立学校师资、教学设备等方面的更新需要，而这些地方民间办学踊跃，也提高了教育发展的活力和水平。而在穷地方、偏远山区，就连保证足额及时发放教师工资都有困难，没有办法适应教育发展的全面需要。教育部门近年来又非常热衷推动教改、课改、撤点并校，这无一例外加重了农村、山区、贫困地区办教育的负担，让这些地方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的状态，竞争力自然会发生弱化。
　　
　　而另一方面，在社会流动性放缓的大背景下，一纸名校文凭已不足以让贫困子弟、平民子弟改变命运。
　　
　　回到企业家、富人的教育捐款投向问题。教育捐款不能仅仅投向，本身就有政策偏爱优势、拨款倾斜的名校。国内有社会责任感、愿意帮助贫困子弟改变处境和命运的企业家、公益人士，应当更为关注穷省的大学，以及聚集了更多贫困子弟的职业院校、非重点中学和小学。
　　
　　如前述，要改变更多贫困子弟的不利处境，特别是家庭出身、教育水平等方面因素造成的不公平起点，最为重要的仍是尽到政府投入责任。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年来通过行政命令，要求一些高校增加对农村、山区、贫困地区生源的录取指标，这在落后地区基础教育保障乏力、教育水平与其他地区差异较大的背景下，显得本末倒置（贫困子弟即便得以被扶持进入名校，也难以适应）。真正该做的是，确保财政教育经费的总支出达标，以中央财政之力，限期实现对农村、山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项目投入的包揽，举全国之力缩小地区、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
　　
　　只有这样，才能终结刘强东所说的“穷人想上清华北大很困难”，而哈佛大学才可能迎来中国贫民家庭出身的学子，帮忙把潘石屹的捐款花出去。
　　
　　文/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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