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与其三天前的言论，“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形成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对比。（3月16日《新京报》）
　　
　　在媒体的梳理与勾勒下，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仇和的仕途历程以及为政之风。值得注意的是，仇和在江苏宿迁为官时，因其一意孤行的工作作风与激进的工作思路而广受关注，并被称为“改革派”官员之典范，后调任至云南，仍沿袭了他在宿迁的工作方式。但中纪委的调查无疑戳破了这一所谓“改革派”的真面目。
　　
　　媒体总结，仇和式的所谓“改革”主要是以政商联手强力推进大项目，政府权力为项目的实施扫清障碍，甚至不惜因此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牺牲公民的合法权益。事实证明，这样的“改革”固然有益于提升政绩、拉动GDP，但它破坏社会的原有秩序，牺牲社会的公平正义，隐含着更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也潜藏着极高的腐败风险。实际上，在仇和任上，宿迁、昆明都发生过多起公共维权事件。
　　
　　本质上，这样的“改革派”行为是一种权力的任性，它滥用公权力，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漠视社会的和谐秩序，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它以“改革”为幌子，挟推动经济发展以自重，而真正的目的是利用公权力满足私人的欲望，或以政绩而升官，或以项目而渔利。事实上，仇和事件并非孤例，从中纪委近一年多来的“打虎”成果来看，建立在权力任性基础上的“改革”举措鲜有不异化为权力的腐败者，而滥用权力的“改革派”官员鲜有不沦为贪腐分子者。由此可以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改革派”官员。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派”官员？对于这一问题，近一年多来，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的言论以及中纪委的反腐举措已经做了很明确的回答，真正的“改革派”官员，应该具备以下两点要素：
　　
　　首先，坚守党纪国法的底线，这是首要的素质。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提出将权力关进制度与法律的“笼子”里，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有权不能任性”，对官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是以坚守党纪国法为底线，权力的运用与施政行为必须要在制度与法律的框架内，而中纪委的密集反腐也以实际行动佐证了这一点。对此，十八大四中全会在宏观上做了明确的表述：“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其次，能干事。反腐并非打击官员工作的积极性，“依法治国”，将权力关进“笼子”里也并非意图束缚官员的手脚，相反，他们的目的都是清理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员，廓清官场的不正之风，扭转官场的畸形生态，规范权力的运用方式，为真正做事、作风正的官员留出做事的空间，提供做事的平台。对此，李克强总理多次指出，无所作为也是一种腐败，庸官也要清理，其意正在于此。
　　
　　总得来说，在党纪国法的框架内能干事、干实事，这就要求官员不仅要懂法、知法、守法，更要懂得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掌握现代社会治理的方式，在党纪国法的框架内有所作为。而从根本上来说，在党纪国法的框架内有所作为，最终的目的乃是促进社会的法治、公平、正义，而这样的官员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改革派”官员。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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