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某省为了完成到2020年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城镇户籍1000万的目标，运用行政力量，实行指标驱动，2012年和2013年短短两年就完成“农转城”人口近500万，这一数字几乎是政策实施前的20多倍。表象的“数字城镇化”，让一些地区的农民成为既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3月29日《人民日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都有一个迫切的愿望与梦想，就是“农转非”——进城吃“皇粮”。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可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最常见的方式主要有：上学转干或争取招工指标；顶退休父母的班；当兵争取提干，再不济也得改转个志愿兵。
　　
　　如今，对于城镇周边的农村人来说，进城再也不是那遥不可及的梦了，即便您不想都不成。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出政绩，说得难听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竟然用行政命令加设定指标的方式，短时间就促成了整户，甚至整村“农转城”。这与个别地方在GDP等统计报表上玩的“花活”，有异曲同工之妙。
　　
　　殊不知，过去农村人想“农转非”，是因为农村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相比，存在着天壤之别。所以都千方百计想“鲤鱼跳龙门”，甩脱“农皮”吃供应粮、成国家人。可时代不同了，由于国家的“三农”政策所惠顾，当今之农村，特别是城镇周围的农村人，生活水平与城里人并无明显差距，甚至比城市低收入家庭过得更好。
　　
　　不考虑实际情况，盲目地大量让农村人口被“农转城”，极易造成新的社会问题。试想，很多农村劳动者因受教育、环境等条件的影响，除种地外，别无其他一技之长。“农转城”后，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又很难找到新的收入来源，势必会涌现大量城市贫民。当城市贫民的占比超过一定限度后，就会成为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让和谐社会建设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所以，希望个别地方政府及执政者，要从打基础上着手，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办事，循序渐进地推进“农转城”工作。而不能凭想当然办事、拍脑袋决策，让农村的父老乡亲从“农转非”的梦想，再次变为“农转城”的尴尬。
　　
　　文/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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