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培育职业农民”。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同年8月，农业部办公厅印发《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确定了100个试点县(市、区)。但迄今为止，只有湖南、安徽、陕西等部分省市出台《关于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意见》。培育职业农民的最大矛盾是：客观上，18亿亩耕地上容不下5亿左右的劳动力；主观上，农村发展又需要留下文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农民。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人才更容易被城市吸引走。职业农民培养挑战巨大。（5月10日《瞭望》新闻周刊）
　　
　　职业农民培养遭遇困局，与其责怪城市抢走了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大中专学生，还不如说是贫穷惹的祸。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在资金、技术都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当农民根本挣不到钱，倒是进城打工收入更高。结果，别说大学生不愿留在家乡务农，甚至连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人都不愿留下。很多出去打工的农村青年，即使无法在打工城市落脚，挣了钱回老家，也会竭尽所能的在县城买一套房，努力让后代当个城里人。结果，在农田里干活的多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青壮年长期外出打工，回来一趟都不容易，哪有功夫去考什么“职业农民”？如果不是一些地方强行摊派职业农民培养指标，加上政府补贴和优先选聘为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吸引，恐怕真没什么人去申报“职业农民”。
　　
　　农业大省、农业大市在当前的中国几乎就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而农业技术落后导致农产品投入产出比太低、盲目种植导致滞销、流通环节盘剥过多都是农民种田不赚钱的重要原因。农民富不起来，农业大省、农业大市的经济自然难有起色，也无法创造更多的高薪就业岗位留住年轻人，结果就导致恶性循环，与发达地区差距越来越大。一些地方发展工业创造新经济增长点的想法虽然没错，可急于求成下，引进的都是淘汰落后产能，虽然短期内税收与GDP增加了，长期来看，因环境遭受严重污染，原本经营尚可的农业也会面临危机。
　　
　　培养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种田的科技含量、让其获得更多有效的市场信息、同时通过直销模式尽量减少流通环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好办法。但“培育职业农民”不能搞成另类的职称评定，更不能人为的在农民之间划分等级，把更多资源送给农业大户而不是更需要政府帮助的贫困农户。否则，普通农民最需要的技术、良种、市场都没有得到，怎么增加他们的收入，帮助贫困地区脱贫？
　　
　　考虑到农村的现状，职业农民培养不能只盯着文化程度较高的大中专毕业生，而应把目光更多放在那些愿意在家务农的普通农民身上，毕竟他们才是农民的主体。无论是培训还是送技术、良种下乡，都应从普通农户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能只照顾文化程度较高者。且不说文化程度较高者能否发挥传帮带作用，帮助乡亲共同致富而不是独占市场与技术，大中专毕业生能理解掌握的东西，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未必就能弄明白。
　　
　　所以农民需要的技术培训与指导，绝不能看人下菜，理应不设门槛的全面推广，别只让少数人有机会参加专业培训。培训材料也要更为通俗易懂，多用绘图、漫画的形式，让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也能看懂。其实，多数农业技术对使用者的文化程度并无太高要求，很多农业大户的经历也表明，只要有技术在手，初中生、小学生当农民，同样能干得不错。“培育职业农民”不能设学历门槛，搞学历歧视，让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惠及更多普通农户，才是政府最该干的事。
　　
　　在大多数农民文化程度较低，且不具备基本的市场信息获知条件的情况下，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不仅不能缩编或让其自收自支成为营利农业机构，还应扩大规模，增加服务项目和提高服务质量。精兵简政减的应是多余机构和冗员，而不是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单位和基层农技人员。为广大农民服务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经费和人员编制理应有切实保证。当然，对其工作考核也要加强，以免乡镇农技服务中心名存实亡，农民得不到有效的技术指导，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文/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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