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六七月份，炒作与争夺高考状元便是我们社会的例行剧目。今年亦不例外。除了常规的炒作与争夺方式，媒体与高校也在积极地开发新的方式，有报道称，北大为了争夺状元，专门派专车接人。
　　
　　虽然有中央部委的三令五申，但是炒作与争夺高考状元似乎根本停不下来。不让明着炒，那就暗中炒，或者换个方式、换个角度炒。不让赤裸裸地用金钱争，那就温文尔雅、春风化雨地争。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状元总是能被放到媒体的聚光灯下，总是能得到社会非同一般的关注，也总是会成为各大名校争夺的“香饽饽”与各种机构的座上客。
　　
　　状元炒作为何屡禁不止？除了中国人固有的状元情结这一深层民族无意识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状元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结出的最优质的果实，状元最完美地昭示了现行高招体制的目的与价值。
　　
　　中国现行的教育与高招体制的特点，是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以一种模式配置，利用一个渠道输送，向一个目的集中，以一个标准考评。具体而言，就是教育资源的配置依赖的是应试模式，输送的渠道是教育体制中的普通中小学教育机构，终极目的指向高考这一具有枢纽作用的考试，而单一的考评标准则是卷面分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应试教育。而状元，也就是高考中的胜者，无疑是应试教育结合高考“指挥棒”这一教育模式的最优成果，最直接地显现了中国中小学教育及高招体制在人才培育上的极致境界，完美地呈现了中小学教育及高考的目的与价值，自然会得到最强烈的关注与来自全社会的羡慕。
　　
　　所以，对于状元的炒作，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教育体制成果的一种展示，是对各地教育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的评比。人们在讨论状元出自何地、何校时，也是在讨论与评测，就现有教育体制的目的与价值而言，不同地方的师资力量、教育资源的效率以及教学模式的优劣高下。所以，也就不难理解，热衷于炒作状元的，不仅仅是媒体与教育机构，而且还有地方政府。
　　
　　与此同时，现行的教育高招体制还依附着一套产业体系，潜伏着一条利益链，延伸出了一方利益空间，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教育产业或教育经济。而状元所带来的，是教育经济的利益最大化，以及利益链的调整与利益空间格局的重新洗牌。所以，对状元的炒作，隐含着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再者，在经济利益之外，状元还伴随着政治利益的调整。一个状元的诞生，不仅对于其家庭、学校来说是莫大的殊荣，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也是一项可以炫耀的政绩，随之而来的，便是权力的加持与政治资源的倾斜。有此二者利益驱动，状元想不炒作都难。
　　
　　综上而言，状元炒作是现行教育体制及其依附机制的必然后果。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应试教育不改变，教育体制的积弊不革除，依附于教育体制之外的经济、政治利益链不剥除，状元炒作就不会休止。而无视状元炒作的深层原因，罔顾社会欲求与利益需要，试图以行政禁令禁止炒作状元，既无必要，亦不明智，事实上也难以真正奏效。何况，政府禁令纵或能收片刻之效，但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状元炒作虽然伴随着许多问题，但实际上，状元炒作乃是问题的结果，而非问题的原因。
　　
　　文/岳乾

(辣味时评，一扫就行！欢迎各位亲爱的作者关注红辣椒评论官方微信！同时官方微信平台将不断推荐展示优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