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方山街道拆迁安置办公室主任严某，负责辖区范围拆迁及补偿工作。利用手中的权力，他虚构拆迁房屋资料，捞取了一套拆迁安置房，放在了亲戚名下。同时，他还伙同拆迁办的两个副主任，套取了拆迁补偿款43万元。更可气的是，在法庭审判中，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严某辩称都是因为“工作需要”。（8月18日《现代快报》）
　　
　　贪腐官员在法庭上的谢幕表演，一直都不乏噱头和槽点。这不，面对贪腐指控，严某抛出了一个新槽点“工作需要”说——自己当时刚调到岗位不久，如果不接受，无论立足还是工作都很难开展下去。贪腐是因为“工作需要”，可能最具想象力的编辑，也编不出这样的桥段；即使是影帝级别的演员，可能也不会演的如此坦然。我们不得不对严某的演技和“创造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其实，严某坚称贪腐是因为“工作需要”，无非是在为自己辩护，贪污补偿款是为了推进工作，自己不该受到法律惩处。但事实真是如此么？恐怕不值一辩。贪污拆迁款发生在2005年至2006年严某担任拆迁办主任期间，而2010年严某听闻有同僚被调查，才慌忙还款。倘若真是因为“工作需要”，为何不及早归还？由此可见，“工作需要”只是幌子，个人需要才是里子。
　　
　　应看到，“工作需要”导致贪腐，也为严某赢得了一定的同情分。但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对官员而言，发生贪腐，最主要的原因是信仰缺钙、宗旨观念淡薄。而环境因素只是起次要作用的“外因”。俗话说：“酒不醉人人自醉”，试问，倘若严某不是“自醉”，谁会硬向其手里塞钱么？因此，“工作需要”造成贪腐只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不应该拔高环境因素对官员的影响。
　　
　　当然，轻看环境因素对贪腐的驱动作用，并不代表不重视不良政治生态对官员的影响。相反，“工作需要”造成贪腐，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反腐提醒。相关部门一定要整治政治生态，严防不良作风荼毒官员的人生观、世界观。具体而言，有关部门一方面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消灭官场中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厘清权力边界，制定权力清单，建构预防机制，歼灭不良生态的生存空间。唯有如此，“工作需要”造成贪腐，才能是一个纯笑话，引不起半点波澜。
　　
　　文/薛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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