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政府公务人员向媒体表示，天津港集团在天津是一个“独立王国”，地方政府对天津港的控制能力很弱。天津港集团的权力很大，在它的港区地盘内，别的地方政府部门很难插手它的具体业务。（8月25日《中国经济周刊》）
　　
　　天津港大爆炸发生后，无论是在官方的讲述中，还是媒体的解读中，对天津港沦为“独立王国”的指责声即不绝于耳，天津港的“独立性”俨然成了此次大爆炸的制度根由。
　　
　　从种种迹象来看，说天津港成为“独立王国”也并非无据，政府无法插手其具体业务，天津港的独立性于此体现。然而，如果换一种思路，天津港集团本来就是市场经营性主体，它对其具体的业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再正常不过，既是其经营之所需，也符合政企分开的政策思路与市场规律。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市场经营性主体，包括大型国有企业，在其具体业务范围内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不能时时刻刻受制于政府的干预与控制。所以，就此判定天津港是“独立王国”未免失之草率。
　　
　　实际上，天津港是否在具体业务上受制于天津市政府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天津港何以成为“法外之地”？在具体业务上，天津港可以不受制于政府，但不能没有必要的执法监督、更不能脱离法律的约束。政府对具体业务的控制与执法监管截然不同，前者插手具体的业务经营，后者形成约束规范企业经营的制度之“笼”与维护公益的法律底线。
　　
　　一般而言，市场主体具体业务需要独立，但必须要在法律与制度的监管之下，必须要以法律为其底线。现代法治市场经济的基本要义也正在于此，独立的业务经营与法制的监管，二者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前者面向市场，以逐利为直接目的，后者体现法治，以正义与公益为根本目的，共同形成了公私兼顾的法治格局。反之，若前者缺席，经营主体沦为政府的附庸，效率将大打折扣；若后者缺席，经营主体沦为“法外之地”，公益与公共秩序就将被牺牲。天津港大爆炸折射出的最严重的问题，正是后者缺席，执法监管形式化、法律约束成摆设。
　　
　　这样的局面何以能形成？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并不在于其业务上不受制于天津市政府，而是天津港的官商二相性。从种种报道来看，天津港集团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经营性市场主体，俨然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它一方面享受着独立的市场经营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又掌握了巨大的行政权力。其官商二相性相互配合，不仅利用制定政策的权力为自己攫取利润大开绿灯，而且利用权力身份抵挡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规避法律制度的约束，久而久之，自然就沦为一处“法外之地”，俨然一个独立于共和国政法体系的“王国”。
　　
　　更重要的是，“法外之地”与“独立王国”一经结合，“独立王国”往往就堕落为权力掌控于一人或数人之手的“独裁王国”、“寡头王国”，利益操于一人之手，业务决于数人之意，一人之言，俨然“王国法律”，真正的国家法律与制度就此被搁置，政府的监管也就无从谈起。这样的局面必将极大地戕害公共利益，恶化公共秩序，影响公众安全，天津港大爆炸再明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身兼官商二相性，不受政府监管、不受法律约束、俨然“法外之地”的利益“堡垒”恐怕并非天津港一地，许多大型国有垄断企业都具有这种特征。那么，如何破除这些“堡垒”，推进法治、保障公益，就成为“依法治国”无法回避的问题。
　　
　　文/岳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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