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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真相究竟怎样，还需让事实发声。腾讯新闻近日做了个“假如给我三天黑暗”的社会实验，让健全人蒙眼体验盲人生活72小时，对盲人境遇来了个“事实呈现”：他们出行有盲道，但盲道经常变“忙道”，电线杆、树池、广告灯箱等频繁出没；他们去医院看病，没有特殊通道待遇；他们要买东西向人求助，很多人会热心帮忙，但过马路时几乎无人伸援手；他们找工作时会各种被拒，相亲时也总因盲被否……
这是镜头所能触及的现实之一斑：当健全人“失明”后，他们生活的轨迹会大相径庭，出行、婚恋、就业和基本社交空间都会变得狭小局促，这种局促是我们无以名状的疼痛——他们会遭逢磕磕碰碰，更会遇到常态化的被忽略，而这种未知的磕碰风险与习惯性地遭忽略，构成了其生活基本面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起源。
对盲人们而言，磕碰或许是其身体缺陷的伴生物：按照我们将残疾人归为弱势群体的归类逻辑，盲人无疑是“弱者中的弱者”。对光明的欲求是人最基础的本能，故眼是心灵窗户，更是连接自己与社会的视觉通道。但这扇窗户、这处通道，对于盲人们是关闭的。“上帝在他们眼前遮住了帘，忘了掀开”，他们只能通过眼睛以外的感官去感受外界，这也令他们的“信号感知—反馈”系统“开机”时间往往更长，磕碰也在所难免。
而比磕碰更难以承受的，是他们社会存在感的微弱，是他们遭遇的歧视和无视。据了解，我国目前有世界上最多的盲人，根据全国残疾调查结果，到2014年我国盲人数量为661万，还有数以千万计的视力残疾人。
但时至今日，他们却很大程度上成了整个社会的“感知盲点”，这不仅仅是指人们对其人数的了解，更是指个人认知和社会制度导向层面对盲人的关注度和关怀倾注度仍很匮乏。这也导致，盲人的生活如同写过《推拿》的小说家毕飞宇说的，“类似于因特网里头的人生，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一个点击，盲人变具体起来了；健全人一关机，盲人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虚拟空间。总之，盲人既在，又不在”。
倒不完全是因为人们漠然。生物学中提到，人脑中先天存在着镜像神经元，它会促使人们会被自动激发在相同的情感性大脑回路中，去感受他人的痛苦。而我们对盲人，确实也不乏发于生理本能和人性的悲悯，也常肯帮“盲”。但因我们很少长时间地感受失去光明之痛，对其处境其实也缺乏设身处地的代入感，所以悲悯也处在较浅表层次。
很多时候，我们帮“盲”，都止于特殊节点上的应景关怀，止于对求助的被动回应，而很少主动伸手援助或做志愿服务，很少涵养遇到盲人后为其提醒障碍、及时除险的习惯，也很少形成做他们的“眼”的集体自觉。甚至在许多人心里，盲人低健全人一等，不值得关心。
正因如此，很多盲人也会在卑微感下，把社交缩至“同病相怜”的圈层内，社会对其视而不见，他们索性也不让公众看见。而三天的盲人体验，就是在引导我们跳出固有的“俯视”思维，跳出自己反观自己，用另一种眼光看多元事实，感受事实温度。这是对事实的换位追寻，也是腾讯新闻对其事实派理念的执念。
在关爱盲人方面，制度上，尽管近年来以残联为主责单位的政府部门出台了很多法规，盲道与盲人“红绿灯”等无障碍设施在渐趋完备，盲人参加高考也已成现实，但盲人滑向社会学意义上的“畸零人（即多余者）”的风险仍然高企。无论是残疾人权益保障相关法规中对保障盲道等畅通的权属单位界定不明，对监管问责标准的含糊，还是对去歧视就业环境的呵护乏力，都掣肘着对其境况的改善。
事实上，在社会已过了文明价值启蒙阶段的当下，对盲人的关怀，也应该遵从某些方法论。此处的“方法论”，不单指技术层面的，更有观念维度的。比如说，要关怀有“度”，很多盲人内心有着“AB面”——既希望得到帮助，又害怕被帮助，原因就是有些人的帮助是基于可怜，是突出其生理弱势，而非对等尊重，这本质上就是逆向歧视。其实盲人更需要的是“平视”关爱，而不是“俯视”给予，是将盲人的世界还给盲人，是应有的权利被充分保障。所以关怀的着力点，也应是融合而非隔离，不是将他们钉在“特殊”的展示台上，是让其回到主流的社会教育、工作体系。
说到底，盲人不应成为我们社会的“感知盲点”，从族群认同角度看，盲人是“我们”而非“他们”。我们也应尽早拆除横亘在其“黑色视界”和外部世界的人心和制度围墙，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堕入人文温匮乏的“盲态”。
文/麦徒
来源：红网
作者：麦徒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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