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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此番迎来的巨大争议，主要源自主管部门（草案起草者）与学界对野生动物、生态环境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
将野生动物的根本属性界定为“资源”，进行保护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避免“资源”灭绝、以有利于长期开发利用，就不难解释草案为何会大量纳入“利用”表述。
将野生动物界定为“资源”，纳入保护范畴的显然只能是面临濒危命运的一少部分野生动物，而对于数量尚多却起着维系生态平衡的更多种类野生动物，就无需给予保护，或是采用数量置换的方式，许可对野生动物进行捕杀，再用人工养殖的方式维持该种类野生动物的总量不至于下降太明显。这看似能够兼顾开发利用与保护，却割裂了野生动物及其依存的多样性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维系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事实上不仅需要增强对濒危物种、生态修复力低下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进行保护，还应扩大保护范围，强化保护力度，尽可能减轻人类社会活动对于自然生态和多样性生物环境的侵扰。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近年来，还出现了积极应用仿生学来改善工业设计、房屋设计，增强城市、乡村的自然“亲和度”的潮流，这当然有助于维系生物多样性。
主管部门在野生动物的保护法案中写入多处如何“利用”的规定，尽管可以解释为，是对现有失序、失范化的动物利用进行规范，避免过度开发利用，但事实上为此建立起的规范和约束规定，很难执行。事实上，无论是生态环境保护，还是文物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在现有社会背景下，只要一涉及开发利用，就将形成强有力的利益驱动，而纸面上建立的保护规定，对之基本无法形成限制和制约。相对于开发利用的主导者（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环保、文物保护、林业管理等主管部门都非常弱势。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前国家和地方在生态环境、文物、历史文化等方面建立起的保护制度，赋予相关的主管部门以管理权及对重大开发利用项目的监督权、建议权甚至否决权，旨在规范和限制开发利用——但由于这样的权力缺乏监督，对于有关部门来说，扮演黑脸“包公”，当个清水衙门，显然就不如“与人方便”实现所谓的“双赢”的选择更具吸引力。一些个案中，本该是生态环境、文物、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守护者的有关部门，相反成为了“内鬼”。因此，要切实提高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保护水平，就必须斩断守护者所可能涉及的、更具有利益诱惑的寻租腐败路径，将保护法案及相关部门的职责权限中，将“开发利用”的部分悉数排除出去。
文/郑渝川
来源：红网
作者：郑渝川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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