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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以来，不少人将意识规则与规则意识混淆，甚至咬定意识规则就是规则意识。其实，意识规则与规则意识是两码事，前者性属认知层面的观念信仰，后者性属行为层面的行动习惯；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从属前者，而非相反。美国学者威廉·詹姆斯说过：“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你播种一种观念，就收获一种行为；你播种一种行为，就收获一种习惯；你播种一种习惯，就收获一种性格；你播种一种性格，就收获一种命运。”畅销书作家杰克·霍吉也在《习惯的力量》一书中断言：“我们每天高达90%的行为是出于习惯”。
民众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程度，堪称一个国家和社会遵守规则状况最感性最广泛最直接的标尺，藉此可管窥其他领域遵守规则状况之一斑。所谓“中国式过马路”，本是网友对国人集体闯红灯乱象的调侃，然而折射的却是当下社会诸多规则被架空的现实尴尬。设若说，有人用生命为不守规则买单，只是让人伤心泪奔的话；“不见棺材不掉泪”甚或“见了棺材不掉泪”的“王大胆”们不长记性，依然“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自来”则让人欲哭无泪。比不守规则更可怕的是，不少国人并非不知规则，而是不信规则；不是不守规则，而是认为不必守规则。
观念出错必然传导错误习惯，换言之，意识规则倒错必然导致规则意识落空。早在古希腊，先哲们就已洞悉人群有时好比羊群，只要有一个行动，其他人也会跟上。20世纪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破窗理论”，异曲同工地揭示同一现象：“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习惯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培根在《论习惯》中断言：“如果说个人的习惯只是把一个人变成了机械，使他的生活仿佛由习惯所驱动。那么社会的习惯，却具有一种更可怕的力量。”
常闻国人感喟，国内司机斑马线意识淡薄，人给车让路；国外行人优先成为习惯，车给人让路。老外规则意识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制度约束催生的结果。公共生活规则，自然需要公众认同。换言之，公民规则意识养成，有赖公共规则民主商定。当规则与多数人无关时，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必然无从谈起。以一些地方禁放烟花爆竹等观赏性立规说事，因为规则制定疏于公众参与缺乏民意基础，结果自然难遁落空。近年高层推进“开门立法”，便是扩大公众参与制定规则。公民规则意识发育，还有赖于规则公信。比如，行人闯红灯早有法律法规明文惩戒措施，现实中却鲜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案例。试想，假如当初第一个闯红灯者被依法严惩不贷，会有如今法不责众的尴尬窘境吗？
将不守规则归因规则意识，也失之简单。事实上，国人从不缺乏规则意识，只是他们信奉潜规而非显规罢了。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规矩，并命名谓之“潜规则”，进而得出潜规则产生在于现实利害计算与趋利避害的洞见。某地“最美女交警”半年给交通违规县领导开出138张罚单，被指“不懂事”“不入流”“不合群”，便是潜规则传染性普遍性顽固性的最好佐证。想想，“中国式xx”的背后，哪一不闪现着潜规则的魅影。
康德开示：“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着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追求心灵自由和遵守各种规则乃现代文明人起码底线，然而，真要守住底线，恐怕还需漫长补课。
文/陈庆贵
来源：红网
作者：陈庆贵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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