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先与作者万晓红毫无交集，而作品《寂寞迫使我成为自己的挚友》却经由一种曲径奇妙的机缘，被我翻阅，将我吸引。
　　
　　对于“我”这个读者而言，文本缺省了作者的具体身份、个人特性、写作历史，以及其他人的推介，它仿佛以“匿名”的形式，独立地在我眼前铺陈开来。
　　
　　罗兰·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这种文学阐释视角由此似乎自然契合了此阅读情境，文本获得了自由。因为没有佩戴上作者的光环来说话，仅仅通过语词与句段来织就文本之肉身。
　　
　　分为七辑，书写上率性、随意，散文、记叙、论说……或长或短，扎根现实，入世入俗，细致的体察、个性的表达构成其独特肌理。
　　
　　经由文本，读者走近所呈现的生存境遇与喜怒哀乐，原始欲念与生命冲动，家乡风貌与历史变迁。沉浸其中，时因共鸣而雀跃，会然一笑，或因陌生而惊奇，增添一种别具一格的生存体验。
　　
　　就这而言，一个观照现实、真诚的心灵文本，都是相携人类融入历史共同体的挚友。而这本书带给我的感受，也是如此。一名男子，作为文本的书写者，在述说里时而潜隐，时而凸显。
　　
　　二
　　
　　这应是一名爱美的男子。
　　
　　他欣赏美，甚至带着点男性凝视的目光，喋喋谈论“女人什么时候最美丽”。
　　
　　他分析美，拉开距离，从理性视角来解剖美。在他眼里，美是感性的结果，又是人类的一个偏见，一宗意外的遗产，甚至，生命中有其不能承受之美。
　　
　　爱情是文本的泉眼，细密且鲜活，时不时便流溢出来。文本背后的那个他，也许曾走过情感的温湿地带，乃至于他想象，“假如爱情是一种职业”，当人们以极端单纯和虔诚的职业精神对待爱情，世界上的爱情会美好得多，纯正得多，绚烂得多。
　　
　　经由他长长久久地柔声讲述，我甚至原谅了他那偶尔流露出的男权思想，感叹这是一具为爱情而生的生命。
　　
　　三
　　
　　他在文字里坦诚，絮叨，不时还透出几分自恋的脾性。他有时如子昂，落寞，怅然，似要泪下。捕捉到的寂寞细腻且形象，他感觉“憋屈，散漫，如尘埃悬浮于闷热的空中”。
　　
　　在寂寞中摇摆，他如同一根苇草，思考，“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人为什么会有思想意识？这个思想意识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所喜欢的音乐可以净化这类哲学感受带给他的悲观、困扰。经由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这些感受被过滤，“只剩下优美”。
　　
　　终究，起初所感受到的寂寞，压迫他，成就他，最终使他领悟到自己的挚友，可以是自己。
　　
　　感性的瞬间泛滥转化成了智慧的顿悟。
　　
　　四
　　
　　来自洞庭湖畔，“到处芦苇飞花，鱼米飘香”。他讲述属地人物，家乡风貌，生活的沉淀转化成豁达温和的笔触。
　　
　　回顾往事，“在缺少猪肉的日子里”，他会在放学回家后去挖猪菜，当时农村时兴“三面光”，连野菜都渐趋稀少，年少的他在晚霞里哼着《打虎上山》京剧选段，走向广阔而寂静的田野；生产队的知青，因为饥饿，觅食范围广泛奇妙，从鳝鱼田螺乌龟水鱼到毒蛇老鼠黄鼠狼，还包括弃置荒野的死猪；儿时过年的一个最大诱惑是可以敞开肚皮毫无顾忌大块吃肉，他的母亲在破除迷信最彻底的文革年代，还是忘不了在团年饭前准备一大块猪肉以作祭祀牺牲之用。
　　
　　除了对于猪肉的向往，他的童年还弥漫着“粽子的味道”，母亲会安排两个姐姐去山里打粽叶。清早出发，往往要傍晚天色墨黑时回家。生活贫穷、辛劳、惊险，却也被画上了几笔原始而纯粹的浪漫写意，无边无际葱郁的芦苇，捕捉到的野兔或鸟，母亲包粽子时灵巧的双手。
　　
　　他戏言“妻子无才”，她不阅读推荐的经典书籍，倒是经常翻翻电视报纸和杂志，这类“二道贩子”的东西。她打麻将，赢了几块钱，就能“快乐得像个孩子”。她还日没夜地看电视连续剧，温柔指数也并不符合他的预期，这似乎打碎过他文人的浪漫想象，而他的目光却是温暖细腻的，看到妻子“坚决果敢，固执而善良”，对工作兢兢业业，处处透出的热情与朴实。也是省思深沉的，怜惜她为家庭操劳，青春在日子里磨损，反思他自己肌体里存在的乖僻冷漠、孤芳自赏、情感贪婪。
　　
　　继续跟随他的讲述，父亲、母亲、大姐，小县城的主任科员……这些平凡又独具个性的人物跃然纸上；安乡喝小酒，随意、爽快、惬意，作为一种特别感性的生活方式，呈诸笔端。清明节回老家祭祖，“挂清明”的细节细细道来，人情风俗历历在目。
　　
　　五
　　
　　属地之外，他如迁徙的候鸟般飞向远方。
　　
　　他走过湘西北边陲惹巴拉，常德石门县壶瓶山，小县城外不多远的乡村，譬之为“走向自然与灵魂的圣洁之景”。
　　
　　他的足迹还留在了武汉的音乐会、上海的人民广场、香港的地铁与有轨电车、重庆的洪崖洞与成都的宽窄巷。
　　
　　在异乡，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生际遇，他躬身自问，“在澄明淳朴的原野深处参透生命，从物我的近身观照中，积累点点温情”。
　　
　　六
　　
　　围绕所见所闻，体验与思考转化为智识的结晶。他评点当代散文的硬伤，品读评阅同仁的作品。具体而微分析《湘女萧萧》象征性镜头的运用，又宏观层面论及中国娱乐片之命运。《快乐女声》曾是席卷了全国的娱乐现象，一如胡弋《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所代表的网络恶搞，这些现象为他所关注，并鲜明亮出他的思考观点，惊叹曾轶可的另类与天然，肯定胡弋的恶搞契合了蔑视正规正统的幽默精神。
　　
　　七
　　
　　无论是本土，还是异乡，不管是朝向具体琐碎的日常生活，还是面对音乐、电影、文学作品，作者似乎都沉浸其中，又随时抽离，因沉浸而感知细致，因抽离而生成思考空间。
　　
　　放在大的时空中，这是一份真诚写作而留存的个体记忆，粘合了人类的共同体生活，增添了社会历史的厚度。
　　
　　它打开了一扇窗，既透出“写作者”如何与时空遭遇，留下具有光泽与质感的生命点滴。也衬照生成出一个新的读者，以自己的人生遭遇与视阈呼应文本，生成文本。
　　
　　它宛若历史长河里的一颗星，当有人在任何一处翻阅到它，品读到它，便释放出它的温度与光芒。
　　
　　（李赛可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