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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郑先生不断向当地公安机关提出更正出生日期的申请，但均被拒绝。中山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说，经过调查，发现郑先生提出的更正出生年月与公安局登记的底册信息不相符。他“出示的早期工作证、结婚证等登记日期，都是手写版本，不能作为直接证明和依据。”
这似乎是一桩“历史悬案”。时过境迁，从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责任分析，郑先生目前显然拿不出充分证据，证明33年前是派出所出错，将其年龄写小了14个月。而公安机关为了防备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对公民更改出生日期的申请慎之又慎，原则上以最早记录在案的底册信息为准，也可以理解。但是，正如郑先生无法证明33年前是派出所出错一样，公安机关也不能百分之一百肯定，几十年前记录的户籍底册信息，不出现半点差错。而对郑先生提供的早期工作证、结婚证登记日期，以“手写版本”不能作为证据为由，一概认定其无效，也显得过于武断。
其实，三十多年前，在公安机关和个人都对原始户籍登记的重要性，认识均有不足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个“历史悬案”的发生，纠结谁对谁错已无多大意义。重要的是，对显而易见的常识性错误，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让它将错就错，一错再错，而应该启动纠错机制，纠正错误。在这桩“悬案”中，郑先生与其妹妹相差5个多月，显然不符常识，有悖常理。假如郑先生与其妹妹是亲兄妹无疑，且三十多年前的户口簿，记录的出生日期确实相差只有5个多月，那么，不管是谁造成的，但公安机关发出的户口簿一定有错差。至于到底是弄错郑先生的出生日期，还是弄错其妹妹的出生日期，则另当别论。
遗憾的是，公安机关只认自己存档的底册信息，而对户口簿上亲兄妹出生日期只差5个多月的常识谬误，长期视而不见；更对由此给郑先生带来的各种困扰，三十多年听而不闻，执着纠结谁对谁错，坚持要当事人拿出充足证据，令人不可理喻。诚然，更改公民的出生日期是重要事项，理当认真查证，严格把关。但对这种显而易见的谬误，不应该纠结那么久，越早更正越好，既可维护户口簿等公民身份证件的严肃性，又能及时解除对当事人的困扰，还有利于密切警民关系。至于以何种方式纠正，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公安机关而言，从来就不是问题，关键是何时作出纠正的勇气。
文/徐林生
来源：红网
作者：徐林生
编辑：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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