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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但不是义务教育，物价在涨、教育成本在涨，大学学费上涨也算得上是“随行就市”。然而，教育毕竟是公益事业，学费不能像商品一样任意上涨，必须考虑教育成本的评估与分摊，从生均成本中剥离不合理开支，剔除虚高的“杂质”，同时以提升教育质量改善收费“性价比”。
确定大学学费标准，需要明确两个问题：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多少，受教育者分摊多少比例。而对于这两个数据，不少高校大体还是一笔“糊涂账”。目前，高校收费依据仍然是教育部1996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20年过去了，现阶段我国高校教育成本的评估与分摊体系如何匡算，至今没有一个清晰可具操作性的标准。在缺乏标准、无据可考的情况下，高校往往采取“总支出÷学生人数=人均收费”的计算公式，殊不知这个“总支出”蕴含着一些不合理的教育成本，据此“按人头均摊”收费，对学生来说就是一本“冤枉账”。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核算生均成本时，不能把高校所有的开支平摊在每个学生身上。因为高校的开支，有的并不合理，比如行政机构多、行政人员过于庞大，占用了大笔开支。同时，近年来媒体不断披露：花几百万元举办校庆晚会、斥资建设奢华校门、在工程建设中出现腐败“窝案”……如果把这些“腐败成本”摊进生均教育成本，显然是将不合理的支出“转嫁”到学生头上，这非但伤害学生的权利，也掩盖了高校的问题，甚至是拿学生的学费当“炮灰”。
一方面花起钱来“不差钱”，另一方面收起钱来“很差钱”，部分高校在支出和收学费上“分裂操作”，对学生显然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况且，从理性逻辑出发，即便高校学费涨价天经地义，起码有必要列个成本核算清单。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大学学费的定价依据和用途“扑朔迷离”，学生及家长处于“信息弱势一方”，尚欠公众一份“明白账”。因此，政府要敦促高校让涨价变得公开透明，必要时还应启动临时价格干预制度。因为《价格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当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政府可以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某种程度上讲，大学学费会影响到民生利益，学费上涨得太“离谱”，政府就要启动临时价格干预程序，让学费归于“靠谱”。
当然，要保证学费“靠谱”，还需要严格审查。要知道，学费计算缘于生均成本，而生均成本不能是高校费用的简单汇总，而应该剥离掉不必要的开支，包括庞大的行政开支和学校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开支。所以，高校在涨学费前，起码有必要清查学校支出的合理性，比如：有没有盲目扩建，行政开支有无靡费成本的现象，地方财政拨付的“缺口”有没有“转嫁”给学生。只有把这些查明了、算清了，学费上涨这回事，才能经得起审计，守得住正义。同时，为使高校学费更加人性化，可以借鉴美国哈佛大学的“梯度化“收费，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和地区情况等区别收费，并通过大数据和现实评定相结合的方式，来完善高校贫困认证和资助，从而保证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教育机会公平”。
其实，高校学费上涨后，比起收费合理性，人们更关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改善“性价比”。因为从教育回报的角度来说，读大学是一个家庭与学生对未来的投资，如果“性价比”够高，不仅能学到知识，而且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前途，那学费即使高点，也是值得的。所以，高昂的学费要与教学质量成正比，不断上涨的学费下，高校的师资水平、教学环境、学校管理都要同步跟上。同时，大学应该公开必要的就业数据：例如准确的就业率、毕业生收入等等，让学生根据投入与回报的“性价比”选择高校。
总之，大学学费不是不可以涨，关键是在提高学费标准的时候，要清晰核算生均成本，以及确定合理的分摊比例，不能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思维，把自身问题而导致的经费紧张，也“转嫁”到学生、家长身上。同时，高校学费上涨不能只跟办学成本成正比，也应该跟教学质量成正比，只要教育质量随着学费“水涨船高”，高校入学率、学生满意率、社会认可率就能实现“高位运行”。
文/马新超
来源：红网
作者：马新超
编辑：夏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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