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闵现杰，家住在日照市莒县夏庄镇北上庄村，现在在一家汽车美容店工作。闵现杰的父亲已经去世，因为患有精神疾病，母亲自己一个人无法独立生活，从2011年开始，闵现杰带着母亲外出打工，这一打就是6个年头。

　　看到闵现杰的事迹，尤其是看到他把喂过妈妈的勺子毫不犹豫地放到自己嘴里的时候，相信任何人的心里都是五味杂陈。我们有理由感动，因为这与常常曝光的“子女拒不承担赡养老人义务”的新闻形成鲜明对比。

　　闵现杰是值得我们效仿的榜样，但对于此类事件，我们不能仅仅止于感动和夸赞，还有更残酷的“现实之问”需要我们回答——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兜底，闵现杰的前路注定无比艰辛。他现在可以打工为生，可数十年之后呢？打零工终究是没有保障的，到时如何维系母子俩的生活？靠不定时、不稳定的社会救济和好心人的施舍吗？实际上，闵现杰面临着两难选择，进一步就会失去婚姻和未来，退一步则良心难安，如果没有外力救助，本质上只能牺牲自己。

　　闵现杰曾有一段短暂的婚姻。有个身患小儿麻痹症的爱心姑娘和他一起走进了婚姻殿堂，婚后母亲被送进养老院，可因为母亲的不适应，他又重新将母亲接回身边，夫妻俩因此产生矛盾，最后婚姻过早夭亡。

　　我想我们并不能苛责那个身患小儿麻痹症的姑娘，或许她真正爱着闵现杰，只是他们的婚姻遭遇了太多的现实阻力：一个身患小儿麻痹症的姑娘和一个身患精神病的母亲足以拖垮一段本可以美满的婚姻。

　　闵现杰是孝子，所以他的事迹才被当做正能量事件宣传报道，但是若是感动太盛就容易湮没背后的问题。

　　一个虽然老套但却绕不开的话题是：在面对此类事件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救助机制是否完善，针对病残群体的救助力度是否足够大？

　　闵现杰的遭遇绝非孤例，河南新乡55岁的范家花，每天都在医院照顾烧伤的儿子。为了给儿子省营养费，她仅靠胡萝卜来充饥，2个多月吃了60多斤。类似的新闻，比比皆是，几乎每天都在频繁地上演着，能够进入公众视线的，已属少数。

　　我们似乎应该为闵现杰的事迹为人所知而感到略微有些欣慰，因为媒体视线所及，往往意味着相应的社会关注度和资源救助力度，但是我们切勿过高估计媒体的力量。

　　文/韩中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