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后蔡小学要求一入学孩子的父母出具无违法犯罪记录，结果遭到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宁溪派出所的怒怼——“让群众少跑一次”。（7月17日 澎湃新闻网）

　　对于中国的各界群众来说，“证明”似乎是一个与生俱来便不得不如影随形的关键词，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生而为人的各个重要阶段。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个拥有十数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哪一个层面和环节，管理压力与治理成本都共同决定了适度“证明”要求的合理性，毕竟我们必须为社会的整体稳定与有序负责任，并做出我们应有的配合与协作。

　　但总有那么一些地方，总有那么些人与事，让我们与日俱增着对“证明”这个概念的负面认识与情绪累积。归根到底，“证明”的发生，其实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要求与被要求的关系，它首先就是处于上层的管理者对于下层的被管理者之间的一个纽带位置，二者要发生关系，“证明”成了二者互相认同、认可的一个重要方式。在“证明”中，管理者获得了所希望达到的管理与可控的心理需求和长远的可知性，因此，“证明”所能够带来的心理层面的安全感叠加，几乎是不可替代的，看到白纸黑字的持续细化的“证明”，管理者就能放心释疑乃至于豁然开朗。而这种心态的持续发酵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就会产生出“证明”的依赖。

　　由于客观环境的复杂性与管理目标的宏大性，管理者对于所管理事项的控制欲和可控追求很容易就产生出对于解决他们心理需求的“证明”的心理依赖，而形成出为了迁就此种心理而罔顾客观理性思维逻辑下的是是非非。这与管理者本身的思维能力不无关联，而真正的始作俑者，还是这种“生怕出问题”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又根源于复杂的现实背景。但管理者在享受这种依赖快感的同时，却极容易忽略掉被管理者的感受，而被管理者因此产生的不满和怨愤，在事实上又加剧了现实环境的复杂，然后在管理者惯性思维的前提下，又增加了管理者的心理依赖。

　　这便是一个管理式的死结，在这个死结上，我们看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事实上都是这个死结的受害者，管理者因为这个死结而变得焦虑与歇斯底里，不得不咬文嚼字、细致入微地将一个又一个无须细化的事项上纲上线，只求自己心理的一时安稳，而被管理者则如同提线木偶般动辄为别人的所思所想而付出与自身毫无关系的代价。长此以往，在“证明”的问题上，我不认为有真正的“胜利者”。

　　此次的怒怼事件在我看来是一个标杆性的事件，因为怒怼“证明”的主体，是同为管理者的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宁溪派出所。作为管理者，他们比一般老百姓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证明”死结的问题和它的无底洞恶性循环对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的戕害。比如作为官方管理者的派出所，竟然也要为学校的教育管理者的“证明”依赖思维埋单，为满足他们的依赖思维而成为被动的应对者，这实际上就是“证明”死结最终让所有人不适的生动诠释。

　　何况，对于部分缺乏监督和制约的管理单位，他们在产生出此种思维并造成一定恶果之后，他们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并不高，那么又何乐而不为呢？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中央高举简政放权大旗的今天，为何此种现象依然屡禁不止，这里面既有着管理本身复杂的心理纠葛，又有着此种纠葛基础上所滋生出的一系列心理、思维、意识乃至权力行使的问题。

　　面对层出不穷的乱象，我想，我们所必须坚持的，就是牢牢高举中央简政放权的旗帜，对于不合理、不恰当的“证明”式障碍，坚决予以清除，并在整个的制度、法律规范层面，予以坚决的遏制和打击。

　　在“证明”的问题上，我不认为有真正的“胜利者”。我们衷心希望，“奇葩证明”能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历史。

　　文/黄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