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疑似浙江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处分文件在网上热传。文件称，该校继续教育学院文一西路分院一学生于今年10月11日晚上22点因其法律意识淡薄，误信网络信息，被不法分子实施网络诈骗，导致其支付宝上的账户资金被盗取，且该同学在事后无视班主任及学院领导的多次通知警告，私自拨打110报警电话进行报警，严重损害了浙江理工大学的声誉，因此决定给予该同学严重警告处分。目前该校已要求撤销这份文件。（10月15日《北京青年报》）

　　自从徐玉玉事件之后，很多地方都对电信诈骗和网络诈骗采取了集中整治活动，极大震慑了相关犯罪行为。现在看来，整治行动虽然有一定成效，但此类现象仍未绝迹，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并建立起长效机制。

　　彻底消除电信诈骗，既需要公安等部门持之以恒予以打击，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一方面，要强化对公众特别是对容易成为诈骗对象的老人、妇女、大学生等群体进行宣传和引导，提高警惕性和对诈骗行为的辨别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报案指认骗子，进而将骗子绳之以法，避免更多的人上当受骗。因此，受骗学生报警，不仅是公民的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同时也是勇敢地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表现，校方本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为何却对此极为不满，反倒对学生进行批评，甚至给予处分呢？不知处分的依据是什么呢？

　　根据相关文件的说法，学生私自报警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浙江理工大学的声誉”。所谓的“私自报警”说法从何而来？难道报警还需要层层上报、经过校领导的批准？班主任及学院领导多次通知警告学生不得报警，是否涉嫌侵害学生的正当权益，客观上又是否对诈骗行为起到了包庇、纵容的作用？至于学校荣誉，要看怎么理解，到底是学生主动报警、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是正能量，还是忍气吞声、自认倒霉，选择息事宁人方才显得“和谐”？法治社会里，无疑前者才是最值得提倡的。

　　我注意到，事情被曝光后，浙江理工大学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涉事学生平时不听老师和班主任多次劝告，经常上一些可疑网站，最终误信网络上的不实信息导致被骗，并向110报警。该自考助学站点某管理人员因怒其不听劝阻，也担忧其他学生再上当受骗，为了震慑学生，在没有向继续教育学院领导请示情况下，擅自作了这个“处分”决定，并把文件张贴在宿舍门口，以警示其他同学不要发生类似事件。根据这种解释，引发网络争议的文件属于个人行为。可是，该文件落款为浙江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一西路分院，并盖有疑似该学院公章。到底什么身份的“管理人员”，才有资格以分院的名义发文，并且随随便便就能盖上公章？无疑耐人寻味。

　　实际上，之所以会抛出“个人行为”这样的说法，最大的可能无非是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快刀斩乱麻进行处理，进而回避舆论的质疑和问责的压力。另外，说不定还有“为尊者讳”、保护“相关领导”的“深刻用意”在内。可惜的是，这样的说法违背常识之处太多，很难服众。退一步说，即使问题当真属于某人的“个人所为”，难道单位就没有责任了吗？未经上级许可，下属就敢私自印发文件，如此违法乱纪，管理制度何在、监管何在？如果网络未曾曝光，此类“个人所为”是否还要继续为所欲为下去？

　　处分文件绝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这么简单。其背后折射出的，也不仅仅是某些教育者法治观念的淡薄，更是权力的张狂和监督制约机制的疲弱无力。“个人行为”需要处理和问责，涉事学校的管理失责也需要严肃追究。而只有加强制度建设并真正引入全体师生和舆论的监督，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文/乔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