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长长的望远镜，能一直伸到你们家里，你说什么做什么我都知道。”

　　最近，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曝出虐童事件，为了防止孩子家长反映，老师是这样威胁幼儿的。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所设计的全景监狱模型，在全景监狱里，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监控，被监视的恐惧直抵内心。然而，这句话所要威胁的并非监狱里的犯人，而是祖国的花朵，几岁的幼儿。如果属实，对这些幼儿而言，心智初开，纯洁如白板，被刻下的却是残忍、丑陋的成长伤痕。

　　语言暴力、罚站、喂药、针扎……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还在继续调查，家长反映的细节让人触目惊心，而这并非个案，前不久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案引发的公众愤怒与不安尚未抚平，武汉江汉区史蒂芬森万科城幼儿园又被曝出虐童，据统计，社交媒体上不断曝出类似事件，自11月8日开始，半个月曝光6起。在幼儿看护行业里，你所期望的是，孩子得到看护老师的教导、保护和关爱，没想到遭遇的是恐吓、欺霸和凌辱。两者巨大的落差导致的是对幼儿教育的不信任，以及深深的不安全感。“救救孩子”，这是社会舆论的呼唤。

　　然而，不仅是孩子，近年层出不穷的舆情事件，暴露出众多阶层社会信任与安全感的缺失。谁也无法逃脱。

　　和颐酒店里女生遭遇袭击引发的是公共安全焦虑，魏则西之死亡让人聚焦医疗行业规则。雷洋事件触发了全民对于法制环境的担忧，江歌事件则暴露出恋爱、友谊等社交关系里可能存在的风险。

　　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惊心动魄在于，它已经与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全贴近，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旅游安全……每当一个事件发生，一个社会问题突显，在这样的时刻，不由四顾而彷徨：我们的信任何处安放？怎么办？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现实。完全依托自我教育和保护？必要但不充分。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份子，你必然要满足各种需求，要与各类社会机构发生关联。

　　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信任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基础。在信任结构缺失的社会里，交易成本会加大，以经济领域而言，意味着充满了交易的不可预测性，导致非个人的广泛合作不可能进行，最终造成商业凋零和经济落后。社会学家郑也夫在《信任论》一书里分析，秘密社会甚至黑手党的泛滥与信任结构缺失密切关联。一个民众惶惶、缺乏信任、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是不稳定的，要维护一国之长治久安，在于解决问题，提升人们对各类社会机构、对政府、对国家的信任，提升人们日常生活里方方面面的安全感。

　　而将此前提到的诸多经由舆情事件而显山露水的社会问题串联勾勒起来，显示出的是亟待疗救的社会肌体。仅停留于单个个案的解决，则类似于一个堤坝上出现一个窟窿，堵住一个窟窿，于堤坝而言，窟窿之频繁出现需要的是系统检查与维修，于社会肌体而言，呼唤的则是如同我国此前的孙志刚事件、校车事件，惨痛的个案让严重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并最终集纳政府民间多方群体智慧，将相关制度予以整改重塑。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最终改变了收容遣返制度，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得以正式公布。在这些成功的案例中，一整套的社会设置在发挥作用，从权益受侵害人的申诉、社会信息的公开、道德资源动员、社会协商参与、专业结构介入，一直到相关法规及社会政策的确立。民众在参与中获得了有力感，以及对社会机构、政府、国家的信心。政府则借助信息公开、民间智慧等解决了问题，维持了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转。

　　并且，凭借这一整套社会设置所重塑的制度，个体浸润其中的社会文化也会得以修缮。人，有血有肉，有其良善互助的天性，又难免人性的幽暗面。穿梭中西古今，会发现，糟糕的制度会不断激发人性深处的幽暗，合理的制度则释放人性中的善、约束人性中的恶。保障民生信任和安全感的制度最终能够抵达公正、良善、宽容的文化，化及每个社会个体，并增益其相互的信任。

　　回到近期频繁曝出的幼儿园虐童事件，许多媒体或个人评论莫不指向这一解决方案，不仅是惩罚处理涉事个体，更要反思整个行业生态，重塑幼教制度。即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所刊发评论中强调要从源头上予以整改，法治要厉行，监管要加强，师资要提升。

　　悲剧发生了，政府能否从深重的刺激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民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安全感，这是舆情在观望的。

　　文/李赛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