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上年减少63万人。

　　按理说，在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本应持续增长，可为何在第二年出生人数便较上年减少？一方面，在政策实施的第一年，非独夫妇生育的意愿被释放出来，导致出生人口增加，使政策效果初显；另一方面，配套措施及相关制度建设的不足，则使相当一部分家庭放弃生育“二孩”，其中，女职工就业困境和孩子“入园难”是导致很多家庭不愿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之后，女职工的生育福利得以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为女职工生育“二孩”提供了保障。然而，福利的提升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无形中给女性就业增加了难度，加剧了女性在就业层面受到的隐性歧视。根据全国妇联调查，受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中，近半数用人单位在招聘中关注应聘者的性别和婚育状况，因怀孕不被录用的担忧使得部分女性选择了“隐孕”。

　　在我国社会育儿扶持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若普通家庭真生育“二孩”，无疑加重了本就承担更多家庭照料责任的母亲的担子，使女性不得不牺牲工作或降低职场表现来成全家庭，出生人口的减少也反映出家庭对于女性就业方面的考虑。如能健全女性生育保障制度和社会育儿体系，使女性能够同时兼顾工作和育儿，便能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和企业的后顾之忧。

　　再者，孩子“入园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随着全面二孩和国家规划1亿左右人口进城落户等政策的落地，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表现为“公办园少”和“民办园贵”的矛盾。另外，近年“虐童”事件频发，对幼儿园建设质量的质疑层出不穷，幼儿安全保障更成难题，“易生难育”使得一些家庭生育意愿降低。

　　“公办园少”和“民办园贵”的问题，离不开政府对公立幼儿园的大力发展和对民办幼儿园的政策支持，可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来建立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而对于幼儿安全保障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对幼儿园建设以及幼师行为的规范。

　　“全面二孩”一方面是为减缓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另一方面是为调整我国劳动力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出发点是好的，但若想依靠“全面二孩”提高出生人数，不能仅靠生育政策，更离不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配套设施的建立。既可“生”，又能“育”，如此“全面二孩”的效果才能逐渐显现出来。

　　文/冯蔚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