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为了放权而放权，并美其名曰：自我革命方便群众。实则是把一些日常事务一股脑儿地推给基层。事情下放了，但人员编制不下放、相关经费不下放，如此甩包袱式放权，导致基层政府部门责任越来越多，压力越来越大，原本紧张的执法资源更加捉襟见肘。难怪有些干部感到委屈：我们是芝麻大的官、绿豆大的权、西瓜大的责任。（2月8日《人民日报》）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简政放权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优化了政府权力、方便了企业群众、汇聚了动力活力。据统计，2013年以来国务院分9批审议通过取消和下放的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共618项，其中取消491项、下放127项，简政放权正有条不紊地持续推进。但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简单以减数量为标准的评价体系，显然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提质增效的改革举措也正在为各地改革注入强劲的正能量。

　　简政放权在于通过下放权力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政府行政效能。但在“放管服”改革推进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方片面理解为简政放权就是一放了之，后续的监管和服务未能协同提升，出现了为放权而放权的执行偏移，一定程度消解了简政放权的积极初衷。一些部门和地方执政水平有待提高，对于如何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提升依法监管的水平和服务市场的能力，缺乏更积极主动的应对办法。而在顶层设计上，也源于一些权力下放和转移缺乏法律依据，改革的配套性、协同性和联动性有待增强。

　　作为政府的一次“自我革命”，看数量更应看质量才是简政放权的核心要义。“质量”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放权的实用性；二是放权的针对性；三是放权产生的实质效果。因此，应更加注重把握“放”“管”两个层次。从“放”的角度看，要放活、放好、放到位，这就要求突出“精准”二字。市场需要什么，企业群众最有发言权。因此，在主动放权的同时，也要求放权对象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放权政策的决策当中来，实现从政府单打独斗到社会广泛参与的积极转变。从“管”的角度看，管不是无所不管，而是在“管”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上予以彰显。要在放权的同时依法做到权能匹配、权责一致、权属清晰，特别是要搞好服务与监督，将政府管理的重心从事前审批真正转向事后监管，避免出现权责失衡、市场失范、监管失灵的风险。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推进，不能有所偏废；需要久久为功，不能轻功冒进；不仅看数量，更要看质量。如此，改革才能行稳致远，为企业群众厚植更多幸福感与获得感。上级部门下放权力只是第一步，确保基层接得住、管得好、放出成效，才能问题的核心。因此，要切实厘清明确“放”与“管”的边界，既要做好顶层设计的探索，也要注重基层实践的创新，实现责任和权力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确保各项改革发展任务落到实处。

　　文/汪东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