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余艳的《守望初心》是一本记录革命历史的书，她选了一个非常特别又非常有意义的视角，这一特别视角就是以湖南大庸在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的女子们的经历与命运为主要书写对象。这一特别视角为什么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视角呢？因为中国革命是很艰难的，本来应该男人的职责，而参加革命的女子不仅要经受艰难的考验，更有男人无法想象的身体和文化上的困难。余艳对她们的敬仰还包含着同为女性的理解之情，因此她的书写能够穿透历史岁月，深入人物的内心。这是一部主题明确、积极向上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在写作上有所突破的报告文学作品。写作上的特点同样值得我们讨论。

　　报告文学写作是很辛苦的，常常要将七分的精力用在调查采访上。余艳为写这本书也是付出了很大的辛劳的。调查采访的扎实和认真就为报告文学的成功打下的良好的基础。余艳在写作过程中是很精心很讲究的，并不是一种采访和调查资料的简单罗列和铺陈。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说，她在尝试一种新的报告文学写法。在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中，明显能感到有些地方采取的是小说写法，那么是不是应该将其作为一部纪实小说来读呢？我以为它尽管有小说写法，但又不是纪实小说。一般说来，报告文学必须严格遵循真实性的原则，完全摒弃小说的虚构性，不应该出现小说的写法。

　　但是余艳在这部作品中大胆挑战了这一原则，并且成功地证明，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也是可以适当地借用小说写法的。余艳的成功就在于，她的小说写法是建立在她对写作对象的认识和情感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余艳对于革命以及革命先辈们怀有强烈的敬佩和致敬之情，她是带着这种浓郁的情感进入写作之中的，她不像很多报告文学作家那样是以一种纯粹客观、冷静的写作姿态去呈现所了解到的历史和事实，而是在呈现历史和事实的同时，也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抒发出自己的感情。当她所呈现的历史资料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时，她就采用了小说的写法，以小说的写法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比如她写贺小妹的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她冒死将丈夫的尸骨找到，还打破不能再嫁的规矩，坚持上山为丈夫下葬，下葬前一晚她还独守了一整夜，“说是最后再做一夜夫妻”。一个女人如此坚贞地表达自己的爱，的确很感人。我猜想余艳在采访中只可能获取贺小妹曾独守了一整夜的信息，但仅凭这一点信息不足以表达余艳的情感，于是她用小说笔法想象了贺小妹守夜的情景和心理，余艳写贺小妹在坟边燃一堆篝火，点一盏桐油灯，哭肿了双眼，并有一段心理活动的描写：“风雨飘摇了多少年，那些苦、那些累都在女人心底；那些爱、那些情她会永久珍藏。小妹在嘴里轻轻念，在心底深深唤。她想象着：望乡台上，夫君你是否看见伤心欲绝的妻子；转世路上，你是否有路经她思念的梦境，一声轻唤，站在暗夜的床边为她再掖一掖被角……”这段话饱含着深情，与其说是余艳对历史人物的想象，不如说就是她自己的内心表白。类似的小说写法还有如第五章“远征”里所设计的殷成福、大梅、英子三位女子关于生孩子的对话。这一节主要表现怀孕的女红军在撤退途中要经受的巨大折磨，这种折磨不仅是身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因为不少女红军在途中生下了孩子又不得不把孩子送走。余艳一定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这样的情景，如果分散将其写出来没有情感的冲击力，于是她通过小说写法将这样的例子集中到一个情节的场景之中。这个情节是殷成福的儿媳大梅怀了孕，她坚持不住了，为了鼓励儿媳坚持下来，殷成福在英子也来到时，暗示英子一起来做大梅的工作。英子生养孩子的故事、大梅忍受苦痛把孩子生下来并养到一岁后又托付他人的故事，以及许多红军女战士相似的故事通过她们的对话汇集到一起，尽管读到这样的情节时明明感觉到这是小说的写法，但仍然相信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因为叙述中的情感是真实的。我忍不住还要引其中一段感情丰沛的话：“妈妈，妈妈，多么温暖的字眼，多么亲昵的称呼，包含了革命者多少崇高的情感。是啊，我们对孩子尽不了妈妈的责任，人民群众却用真情在养育我们的孩子。又何止养育孩子、养育我们，他们在——养育整个革命！”这完全是作者面对历史的真实而由衷发出的感叹。当然，这些例子也说明，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中能否采用小说写法，关键在于恰当和适当。恰当是指不要故意以假乱真，而是要用读者能感受到这是在用小说写法来将无法表达的内容有效地表达出来。适当是指这种采用只是局部性的，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

　　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另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将大量民歌穿插在叙述之中，民歌与叙述内容构成了对话关系。这并不是简单地引用几首民歌作为点缀，而是创造性的引用。桑植不仅是生长革命的地方，也是生长民歌的地方。难得的是余艳在桑植发现了革命与民歌的密切关系，因为这二者都共同指向了人民。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民歌是抒发人民心声的。可以想见，当年革命之火在人民群众中熊熊燃烧起来时，也一定会带来民歌的热潮，人民要借民歌来抒发革命的热情，革命与民歌相映成趣，革命也在民歌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余艳正是从民歌中发现了革命的印记，于是她将民歌植入她的叙述之中，不仅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而且也有助于深化对革命历史的认识。比如书中专门写了改编民歌的红军战士贺锦斋，他被称誉为“马背诗人”。他与妻子戴桂香的爱情，在改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过程中，由缠绵变为壮丽。至于书中大量引用的民歌，既像引子，又似点睛，与历史叙述构成互文的关系。我相信读者在阅读中也会对民歌产生新的认识。

　　作者简介：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主编。专业为中国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从事当代小说研究和批评，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文学的尊严》《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重构宏大叙述》《当代文学新空间》《文学批评学》《中国当代文学图志》《铁凝评传》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