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近年以来，影视作品所面临的管控制度越来越严格，“符合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成为了必须要遵守的条规之一。拿今年国庆档的一部电影《江湖儿女》来说，《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和导演贾樟柯就电影的“正负能量”问题发起了一场笔头论战。胡锡进称“《江湖儿女》充满了负能量”，“负能量也会像鸦片一样吸引一些人”，贾樟柯对此作出了回应，说“真话是最大的正能量，见不得真话和真相的做法，才是负能量”。

　　胡锡进作为将正能量奉为圭臬的体制内人员，自然对“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无比拥护，在他的世界里，大局和前景都是好的，好人必然有好报，坏人必然受惩罚。因此，贾樟柯用“灰暗镜头”拍出的“好人不得好报的平庸故事”，自然使他心理堵得慌。胡锡进批判贾樟柯作品“负能量”的点在于：批判现实可以，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尾，否则就不是正常的善恶观。

　　他拿《我不是药神》举例，说同样是批判现实的片子，《药神》就价值取向积极向上，令人感动。但他没有想到，《药神》把沉重的社会问题乐观地表达出来，人为地塑造了一个圆满结局，医药制度的改革被系在了个人英雄主义上。这样的电影近来其实有很多，比如《找到你》《亲爱的》《宝儿儿》，它们触及了现实，却又没有揭开现实的真相，它们的疼痛是精准的、可控的，它能引起观众的共情，却没有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无法给出坚实的真相，这类被称为“糖水现实主义”的电影，注定只能指向一种情绪的宣泄，而回避了真正的社会问题。

　　“娱乐大众”和“宣传教化”是电影承担的两个主要功能，在迎合大众的同时，加入意识形态的引导，实现宣传教化。《我不是药神》正是吃透了目标群众的心理需求，又宣扬了所谓的主流价值观，胡锡进喜爱的正是这类既能娱乐大众又具有“教育意义”的主流影视作品。而这类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实际上是经过人为美化的，宣传毕竟是立场先行的，为了让大众接受某些特定的观点而去进行相应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这样，电影就成了一种宣传的工具和手段，而忽略了导演内心的自我表达。

　　贾樟柯追求的固然不是这种具有预先设计好的思想和情感框架的电影，他强调忠于现实，忠于自我表达，而并不刻意追求“共鸣”或“共情”。“自我表达”并未将观众的心理需求考虑在内，可能直接忽视了观众的喜好和主流价值取向，这和“迎合大众”完全是两个平行宇宙。它挣脱了“惩恶扬善”“好人好报”“光明终将战胜黑暗”等单一的道德伦理框架，直白地呈现出事态的多变和人性的复杂。

　　真正的现实并不会像胡主编想的那样，充满光明的前景和美好的未来，在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中，个体的遭遇并不会与时代发展的轨迹完全重合，《江湖儿女》中也有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比如企业化、三峡水电站的开发、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些正是胡主编眼中的“正能量”，但在不断进步发展的宏观大局背景下，电影的主人公却依然困顿于江湖情义中，他们不过是夹在时代转型的罅隙中的一粒微尘，当时代的规则改变，有些人注定被淘汰，复杂的人性并不会因为国家的发展而一同变化。就像贾樟柯在回应中说的，“这世上阴差阳错的事情太多，没有人可以完全掌控。不能掌控的事物，也是正常的，也要善待”。对人性的弱点和复杂性的诚实反映，恰恰是最大的宽容与理解。

　　贾樟柯曾说：“不能因为一个国家在跑步前进，就忽略那些跌倒的人”。这些胡主编眼中的“平庸故事”，抛开了宏大叙事，着眼于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固然不像《药神》那样具有戏剧性和英雄主义这些看点的美饰，但并非只有超离常态的生活才有具有被拍成电影的价值，饱满的现实也可以成为电影剧本的来源。法国新浪潮电影之父巴赞就认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而被《世界电影史》界定为“新现实主义中最重要的导演”的英国导演肯•洛奇，也总是在电影中反映小人物的处境与命运，以此来批判现实。底层失业工人等社会边缘人士受大局影响，行为模式并非是英雄式的，这种底层的、平民的书写，带有粗粝的真实感，却并不提供道德化。肯•洛奇曾说：“我们要擦拭掉窗上的薄雾，看到那里的真实人的生活。”

　　鲁迅先生进行文学创作的初衷就在于“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他也说过：“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百年前是如此，百年后的我们难道依然未有所长进吗。如果现实的真相就是充满了负能量的，一味地掩盖和打压，只会让症结更严重地恶化，反映真相，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救治。其实这也是中外新闻作品特色的最大区别所在。

　　以“正负能量”对文艺作品进行区分，本就是非常武断且过时的做法，用《中国新闻周刊》主笔杨时旸的话来说，以是否“积极向上”这样的小学生话语体系去框定艺术，是对艺术的矮化和窄化。与其期盼世界充满美好与光明，不如早点了解世界的真相。

　　文/章淑祺（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