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随着乐清男孩走失事件反转成闹剧和乌龙，舆论风向也转为社会信用危机。政府、公众动用大量资源帮忙寻人，但最终发现，孩子只是被赌气的母亲藏起来了而已。就像寓言故事《狼来了》，少部分人无视信用的价值，消费公众的同情心，裂痕虽小却有撼动大厦之势——毕竟，下一次施与援手之前可能会问问自己：“这次也会被骗吗？”

　　帮助他人之前计较一番是否被骗，是否值得，这与传统道德理念倡导的“慷慨”“无私”等精神起了冲突，让人心中不适，但回顾一下近年来的社会信用事件，我们或许能摆脱小纠结，找到新视角。

　　类似社会信用问题在十几年前开始映入大众眼帘，2006年南京发生著名的“彭宇案”，主动搀扶老人的好心人反被讹诈成功，“老人摔倒要不要扶”引起热议。之后有孩子假装落水导致施救者跃入浅水区后受重伤，近期更有新媒体平台上发生的“罗一笑事件”“小凤雅事件”、海南高利贷女孩自杀事件……以前对无辜的弱者给予援手是天经地义，但当弱者展现出复杂人性后，似乎一切都变了。很多人迷茫于“金钱腐蚀、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的发展退化论，却忽略了生发这一切的社会基础——并不是人心变了，而是社会结构变了。

　　传统社会建立在熟人关系的基础上，社会关系对个人的渗透强度大，也能在长期保持稳定状态，这意味着人们不敢、不愿也不能轻易破坏社会信用。消费同情心、卖惨赚吆喝的人势必在长期受到重重压力。但是现代社会不一样，人口密度增加、流动加速、异质化明显，人际关系也更加短暂、疏离、片面，简而言之，我们不再被熟人纽带捆绑，而是独立地加入了庞杂的陌生人社会。如果我和你一辈子只有一次见面的机会，那么我就有动机抓紧讹诈一把、作妖一回。这就是信用事件频出的社会背景，换句话说，社会信用问题是现代社会难以摆脱的痼疾。

　　道德约束式微，操作性、客观性更强的法律法规就是现代社会解决此类问题的利器。毕竟，破坏信用的一小部分人的行为难以从源头上控制，但只要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还是会对潜在的破坏行为有震慑作用，也将重塑公众的信心——既然不能控制单个风险，就把系统风险降到最低。因此，此类社会信用事件危害程度的大小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而取决于处理的方法和结果。

　　当年“老人摔倒要不要扶”为何演变成社会议题？2006年的彭宇案以及之后数次扶人者反被要求赔偿的判决起了关键作用，一片好心却遭人利用足以让大众心寒，甚至后来陆续出现老人倒地不敢扶导致延误治疗、老人死亡的情况。而2013年跳水施救恶作剧小孩致残的方俊明得到了“武汉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的称号，足以消弭社会信用问题的恶性扩散。从本次寻人事件的处理结果看，乐清男孩的母亲已被拘，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虚假散布警情的处理规定，因此对社会信用的动摇程度是有限的。

　　指着鼻子大骂暴民最多能降低单个人再次越矩的可能性，于整体信用状况改善无益，惩治破坏社会信用之人才是关键。不过在这之后，我们还应关注此事件中被忽略的视角——警方。

　　此次寻人乌龙对警方精力、警民信用的消耗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除了此类精心编造的假警情，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不少奇葩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报警行为：有母亲哄不好孩子报警的，有孩子不愿被逼写作业报警的，甚至有打电话让警察帮忙充话费的。少部分人的“新奇想法”在警务指挥中心这里就是巨大的压力，也暗藏着一定的风险。美国911专线就经常发生虚假报警的情况：911热线的急救中心自2003年设立以来，每年要处理数百万通电话，平均每天9000次，其中三分之二的电话都不是真正的紧急事件。2016年，一位美国911接线员被判入狱10天，因为不堪其扰，她在工作的18个月内挂断上千通求救电话，导致数人因延误时机抢救死亡。我国警务系统受益于强大的基层组织体制，极少发生此类情况，但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铺开，越来越多的地区将形成陌生人社会，管理压力将不断增大。

　　目前，我国警察法对110接警处的内部管理、监督机制规范尚不明确，各地规则各异，如何规范处理接警业务，尤其是与当事人的沟通、对事实的厘定、应对骚扰、虚假情况的方法以及警务人员自身的纪律和约束将是未来需关注的问题——相关机制若不健全，现在大骂暴民，下次可能就大骂暴警了。

　　文/谭影子（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