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媒体报道，出生仅70天，江西女孩欣欣被确诊为重型地中海贫血。今年3月，她终于等来了一次彻底治愈的机会。然而，在欣欣住进广州市儿童医院“移植仓”，为这次手术接受了6天化疗之后，供髓者中途“悔捐”。广州救助中心队长黄明贵也称，供者在入院之前反悔属于正常现象。

女孩获病“重型地中海贫血”，不能称为“正常现象”，而供髓者临时反悔却是“正常现象”。两相对比间，自然能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无奈感。当然，我们不必用恶意猜测供髓者临时悔捐的理由，也不必用道德绑架的言论指责供髓者。只是，对待骨髓捐献者，是否应该增加一点来自于法律或道德的负担？

骨髓捐献，捐献的不仅是造血干细胞，换回的不仅是一点点表扬，我们捐献的是一种责任，换回的是一条生命。大部分案例表明，即便有输血维持，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的存活时间也并不长。而入院后的预处理，对患者的伤害极大，临时悔捐很可能会剥夺患者原本的生存几率，并给患者家庭带来沉重的心理打击。研究表明，骨髓捐献，对捐献者身体不会有多少伤害，可以说悔捐不是“救己”，而是“伤人”。

笔者在签下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同意书时，曾看到其中有一项要求：“我坚定，一旦需要，我将义无反顾为需要移植的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以挽救其生命。”一张纸，三个签名，虽然不是“生死状”，但也是一人与人之间的承诺。受捐者相信捐献者，入院准备移植，捐献者临时反悔，若无特殊情况，就是一种“背信”，而且是生死攸关的“背信”。

常言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对于临时悔捐，若无特殊理由，是否能可定义为“失信行为”，进行一定的督促？毕竟，悔捐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还有一群人对社会的信任感。数年前，昆明一起骨髓捐献者反悔事件在媒体上受到多方关注。如果造血干细胞捐献不能与责任绑定，受捐者家庭不敢相信捐献者，那社会提供的医疗帮助还有多少意义？

既有想救人，就应该有承担负担的心理准备，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行善，无论对受捐者，还是捐献者，都不会有太大好处。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建设，对骨髓捐献志愿者提供信用奖励，对不愿意履行承诺的，给予信用处罚，也是鼓励捐献者履行承诺，提高社会信用度的表现。

文/严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