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一段“过户逝者号码需双方本人到场”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4个月前，家住南京的黄先生相依为命的哥哥去世，因家中大小业务包括自己低保都预存着哥哥手机号，黄先生便到派出所开具了死亡证明、火化证明等材料，并带着这些材料去移动营业厅办理号码过户，但屡被以“需双方本人到场”为由拒绝。事后，中国移动南京分公司解释，黄先生因未到指定营业厅，且未提交亲属关系公证书，故仅凭死亡证明确实无法办理。营业员存在沟通不足、解释不清的问题，对此致歉。（7月23日《新京报》）

可以理解的是，手机号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串单纯的通信代码，而附着了众多个人信息、商业信誉，一些手机号乃至成为法院强制执行的对象。这11个数字，是社会人进行资讯交互的基本工具，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财产属性。单纯凭借一方的死亡证明即要求手机号过户，证明力不足，在程序上似乎站不住脚。

但是，社会服务并非冷冰冰的机械运动，而是活生生的人际交往。死守“双方本人到场”的规定，无视逝者已矣的既定事实，是人为增设办事壁垒。进一步说，在公民身份信息互联互通背景下，“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俨然是服务大趋势。声明称黄先生未到指定营业厅办理，恐非推搪的借口。服务人员大可当面再次陈清办理要求，而不必多次留难。不懂变通的“坐堂式”服务，最终只会令双方都走进死胡同。

与之类似，不人性办公在银行储蓄、社保年审等领域亦频频见诸报端。2018年就曾经出现过病重老人在“本人到场取款”的要求下被抬进银行，最终当场猝死的惨剧。举出这样极端的例子，并不为肆意抹黑办事机构，而只想阐明：“本人到场”，作为一般规则，其实应该容许“例外”存在。面对确实无法到场的逝者、病重者或行动不便等群体，设计一套“特事特办”的规则并非难事。上门服务、电子化办理、向公安部门申请协助等，都是可资考虑的替代良方。

症结或许在于，柜台内外，已经隔离起互不信赖的鸿沟，企业只能将交易信用全部压在“本人”头上。相比起过户失误带来的事后成本，企业更愿意以高度戒备的心态面对个案特例，做到“防患于未然”。但防火墙一旦筑得过高，就会远离市场准则、损害公众感情。

实际上，即便撇去情理不言，依据我国《电信条例》规定，电话号码号段归国家所有，但号码本身完全可以作为虚拟财产得到法律保护。换言之，电话号码可以作为财产被合法继承，用户仅需证明其享有继承权即可要求过户，不必在通信公司的内部服务协议等下位法众纠缠不休。将心比心，放低身段，或许对双方都是好事。

文/刘浩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