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傅玄《口铭》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防范祸从口出，大抵可算国人“教化从娃娃抓起”的必修课；相形之下，规避祸从默出，则庶几成为吾民“被教化遗忘的角落”。

祸从口出的危害后果，无外乎两种情形：一谓因言惹祸。春秋时期，晋国大臣伯宗为人耿直敢说敢为，无惧得罪权势，每次上朝前，妻子都提醒他勿直言贾祸。晋厉公乃昏庸暴虐君主，酷喜溜须拍马之徒，他不待见伯宗正直，终听信谗言将其处死。类似因言惹祸事例，古今中外举不胜举。再谓因言获罪。封建人治社会有“文字狱”“莫须有”罪名，现代法治社会有不当言论损害他人名誉涉罪。我国《刑法》就有对贬低损害他人人格名誉行为规定的罪名，比如侮辱罪和诽谤罪，等等。为防范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直言贾祸”“谨言慎行”“三缄其口”“沉默是金”等箴言，被国人奉为立身圭臬源远流长，并尊为代际传承的处世哲学。

其实，祸从默出的危害后果，一点也不在祸从口出之下，有时甚或有过之无不及。抽象观照，祸从默出之害亦不出三种情形。其一、不测之祸。被列入“2018年度社会生活类十大流行语”的某地公交车坠江事故，造成15条鲜活生命消逝，虽说肇因系乘司争执互殴引发，然而，面对包括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公共安全危险，车上乘客选择沉默无人出手紧急避险，难道不算放纵结果发生的导因吗？面对邪恶，沉默者为沉默付出了生命代价。其二，有形之罪。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假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沉默”渎职，就有可能构成玩忽职守型渎职罪中的多项罪名领受刑罚。美国也有因沉默获罪的判例，比如5名参与报道某案的记者就因未遵照法庭指令，出面确认他们在报道中所使用美国政府消息来源，被联邦法官判为蔑视法庭罪。再者，无形之“罪”。对邪恶麻木沉默，相当于变相助邪帮恶，道义上也是一种罪过。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虽然十分反对暴力，但是有一件事情比暴力更加罪过，那就是怯懦。”虽然此“罪”只是难以名状的无形“罪感”，但这种“负罪感”在良知起底拷问下，“罪人”们将为此背负自责忏悔一生，不啻灵魂被判“无期徒刑”并戴上手铐脚镣。日本老兵三谷翔曾目击南京大屠杀，迫于严令违心沉默数十载，后经受不了良心折磨和灵魂煎熬，“不讲出日本军队的暴行，不向南京人民忏悔，我一生不安。”进而，终于站出来说出历史真相并专程来宁忏悔。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知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下场，悲催的是，他们对此无动于衷……试想，其中不知有多少“罪人”为其沉默而忏悔赎“罪”终生。

相较于防范祸从口出“从娃娃抓起”的全民重视程度，祸从默出之所以成为“被国人遗忘的角落”，是因为前者被公认有“获罪”风险，“罪”既容易被事发追究又容易被警觉规避，而后者则不然。防范祸从口出，只要闭口保持沉默即可；规避祸从默出，则不仅止乎开口发声，甚至还要承担衍生风险和连带后果。问题是，倘若对两者顾此失彼厚此薄彼，行将伴生比个体风险大得多的社会风险。畸重畸轻过度倚重防范祸从口出，势必垒高硬化“万马齐喑”社会土壤，壮大“沉默的大多数”后备军队伍，助长国民自私冷漠麻木劣根性，从而诱发公民精神发育不良，掣肘社会健康演进。漠视规避祸从默出，则可能引发更多不测风险和无妄之灾，催化更多无形之“罪”。而且，二者风险此消彼长，祸从口出有形风险降了，祸从默出无形风险必然上升。

无论是埃德蒙·柏克发现：“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还是德斯蒙德洞见：“如果你在不公正的情形下保持中立，那你其实已经选择站在压迫者的一边。”抑或马丁·路德·金预言：“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我们看到真相却一言不发之时，便是我们走向死亡之日。”先哲们洞明和强调的都是，防范祸从口出与规避祸从默出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的世理。

相对祸从口出的“全民皆防”，祸从默出更需“人人俱避”。众生崇默轻鸣，既与社会发展南辕北辙，也与法治时代貌合神离。归根到底，培植“人人担当”公共精神，养护“百家争鸣”健康生态，不能仅靠个人气节觉悟内生自觉，更应有赖完备法治和文明德治外力保障。无论如何，对个体而言，也许你做不到成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非凡人；但完全应当而且可以做到，成为长祸从默出记性并自觉规避祸从默出的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