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红网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今年8月，针对部分医用耗材价格虚高、过度使用等问题，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表示，将通过集中采购、取消医用耗材等措施，挤出虚高价格水分。近期，江苏省55家公立医院抱团砍价，一些常用的心脏血管支架、起搏器等医用耗材进入了联盟采购名单中。经过此次谈判，中选的支架品种价格平均降幅为51.01%，而最大降幅高达66.07%；中选的起搏器品种平均降幅为15.86%，最大降幅高达38.13%。其中包含了进口、国产、高价、低价不同品种。（10月14日《中国经济周刊》）

医疗是衣、食、住、行之外第五大人生重要主题，每个人在有限的生命里都免不了要和医院打交道。但长久以来，不敢生病、看不起病是许多人的共鸣。有人说，压垮一个小康之家，只需要一场大病就够了。

《我不是药神》的原型人物陆勇在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前曾是一名家境殷实的企业家。2003年时，他服用瑞士诺华生产的抗癌药“格列卫”，每月药费2.35万元，即使原本家境还算殷实的他也不堪重负。后来，他偶然得知印度有“格列卫”的仿制药，服用后效果相近，但仅需要4000元每月，后来更降低至200元每月。不忍看病友散尽家财却仍难以维持性命，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结果，陆勇主动帮病友从印度代购神药，2013年11月，被病友称为“药神”的他却因涉“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一个英雄形象被塑造，往往意味着某个群体出现了需要共同对抗的对象，需要依托英雄来寻求救赎。陆勇被称作“药神”，其实就是身处天价药费泥潭中无法脱身、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病友们的绝境挣扎。当今社会发展，使得各个群体都有了被关照的机会，病友们不应该成为被忘却、被抛弃的群体。

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背景下，要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许多医疗用品价格虚高的背景下，对许多等药救命的患者来说，降价就是提高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生命健康权是人生存应该得到首要保障的最基本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却可能因为一场大病而被轻易损害，最让患者心寒的并非是无药可医，而是近在眼前却又触手难及的天价医疗用品。

成本与售价的断崖式高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被默许。医药耗材研发成本高、周期长，兼有成果的不确定性，使得研发方在前期资金投入巨大。作为某一种疾病无可替代的特效药物或耗材，在制药方看来，其价格高一些无可厚非。但在靠医疗制品救命的患者看来，这样的理所应当难免有威胁的意味：用？散尽千金延长寿命，面对的却依然是个吞金的无底洞；不用？只能回家等死。

近十年来，我国的卫生总费用和药品总费用不断攀升，除了人口增长和社会结构逐渐老龄化带来的医药需求增长外，虚高的医疗品价格也是在高昂的医疗费用增长的重要原因。在非致命的疾病面前，居民的生活负担加重；而面对致命的疾病，不少人因为经济的捉襟见肘错失了救命的机会。

在成本回收的外衣下，许多医药公司还打着依靠完全垄断或寡头垄断的方式扩大企业经济利益的算盘。资本逐利的天性难以更改，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益却需要维护。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十分分散的患者群体人微言轻，社会话语权和发声渠道有限，他们也很难有足够的精力能从对抗病魔中分离出来，与高价对抗。依靠患者自身的力量，抵抗高医药消费，简直是天方夜谭。此时，就应当呼唤社会力量的介入。

江苏省55家医院的联合采购无疑为管控医疗用品价格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医院的联合在无形之中增加了谈判资本，倒逼供方降价，最终使患者受益。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医疗用品价格的下降仍然需要各方的合理博弈。西方欧美国家的经验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美国将一些药物纳入医保体系，因而提高了保险公司促进医疗用品降价的积极性；德国则由政府出面，制定了药品在批发和零售环节的加价率，从而限制溢价空间。

在其他行业，面对高价还有少买一点的商量余地，但医药行业，医疗用品本身就是医患与死神博弈的战场上必用的武器，晚一刻，生命就有可能就此消逝。医疗用品早日降价，是生命保卫战的胜利，也是对生命尊严的尊重。

控制医疗用品价格，并非意味着一味打压。医疗用品价格的稳定有利于提高市场研发新药的积极性，也有利于保障研发者的正当权益，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二者之间探求一个平衡点，能够让医疗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也能让患者看得起病，不必再发出“金钱可以买命，但我买不起”的感叹。

文/王茹雪（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