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两起有关“在家加班猝死是否算工伤”的维权案件，均被法院判决在家加班视同“在岗上班”的新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一片点赞。虽然我同一些论者一样也想说：判决具有积极法治意义和劳动维权教育意义，然而我更想说，在家加班视同“在岗上班”不能全靠法院判决。

2017年8月12日，法官杨某在家整理案卷材料、撰写案件判决书的过程中如厕时突然发病晕倒，后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2011年11月16日，高中教师冯某将试卷带回家通宵批改，导致心肌梗塞猝死家中。

对上述两起案件，最初人社部门均不予认定工伤，理由是劳动者死亡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确，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认定工伤条件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第十五条视为工伤时使用的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说法。也就是说，不予认定工伤不能说人社部门有何过错。

相对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工伤“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认定要件，第十五条规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概念更加宽泛，强调更多的不是工作处所和位置，而是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实质重于形式，原本职工在家加班工作，实质就是为了完成岗位职责，应当完全符合“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要件属性。幸好，最高法也将这一理解视为对法规理解的应然状态，换言之，并非司法扩大解释，而是回归立法精神和公平正义的权威认定，此一非常准确明晰坚决的裁决定性，为各级法院审理同类案件厘清了司法脉络，也指明了类似案件审理的司法实践方向，甚至对人社部门今后认定工伤不无现实指导意义。设若不是法院如是理解，其他人如是理解中用吗？劳动者维权能成功吗？

《工伤保险条例》在施行实践中，产生部门理解分歧，至少暴露两点立法“短板”，法条规定过于宽泛，为不同理解衍生歧义预留下了先天空间，相当于一个“6”字，正方说“6”反方说“9”都不错一样。此其一；其二，规定已然滞后于时代演进，“工伤情形已经过了河，工伤认定还在摸石头”，社会已进入家庭办公、虚拟岗位、弹性作息时代，而工伤条例还停留于原初“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老皇历”。好在司法捍卫法治精神秉持公平正义，对杨某案，一、二审法院均判定人社部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冯某案更是经历多轮复议诉讼程序，最终审查的最高人民法院落槌认定，职工为了单位利益在家加班工作期间，应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并驳回了人社部门再审申请。

两起工伤维权胜诉案来之不易，毕竟劳动者付出了高昂的维权成本。问题在于，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这种维权成本，更不是每个人都有维权成功的胜算把握。“解铃还须系铃人”，说到底，避免类似维权尴尬和救济折腾，尚有赖于立法层面《工伤保险条例》修订提速，从而补上“短板”消弭法条歧义，让条例跟上时代节拍，同步顺应工伤情势形态嬗变，而不能指望在家加班视同“在岗上班”等类似认定全靠法院判决，更不能指望劳动者自己“踏破铁鞋无觅处”自我维权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