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薛龙在红辣椒时评研讨会上发言）

时评因时而作、因事而作、因势而作，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公共性、开放性、对话性与鲜活性，这使它区别于那些由特定领域里的术语堆砌而成的专业表达，区别于个人领域里那些主观体验强烈的私密表达，也区别于网络虚拟空间中或真实之我、或理想之我、或未来之我的匿名表达。时评与社会同频、与时代共振、与现实共舞，它以投身变动不居的事实现场的方式建立起人与世界的亲密接触互动，从而在一个更为深层的意义上确立一种存在感、秩序感和方向感。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则推动着时评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从而让一个观点表达——降维意义上也可以包括情绪表达在内——甚至成为比事实表达更重要的事情。

看时评、学时评、写时评、评时评，是很多时评写作者都会经历并不断抬升反复去做的事情，话题的聚焦、思维的精深、表达的纯熟、逻辑的自洽、技巧的圆润是一个循序渐进、日积月累、反求诸己、否思提升的过程。这是一个众神喧哗的时代，也是一个意见纷呈的时代，对于时评写作者而言，要特别注意在立论、论证、论据与表达等方面避免出现一些不好的写作倾向。

立论上，要避免试图通过一个具体事件得出一个普遍结论的倾向

时评总是面向时事与经济、社会、文化热点事件发声的，考虑到其以新闻作为底色的特征，就应该体察到它偏向于聚焦反常性、戏剧性与冲突性的对象选择取向。虽然说个案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个案的频发则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然而，要在千字左右的篇幅里得出一个普遍性结论却是力有不逮且难以胜任的。时评的文体形式与传播意图决定了它不可能走向更为精专的深层抽象表达，一事一议，因事而论才更为合适。

进而言之，社会分层带来的利益多元化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不同立场与观念的经验及表达呈现明显裂变，某些观点的表达更多时候不再具有针对所谓均质化的时间与空间的覆盖力，阶层的、地域的、身份的与行业的限定性愈加明显，从而让观点呈现出更多立足特定立场与层面才可以成立的话语特征，缘于具体事件而起的时评试图进行更多普遍性观点的立论陈词就显得有些吃力不讨好。

论证上，要避免对事件由头不加节制地归因的倾向

对于热点事件进行原因追溯与分析是时评写作在论证上的常见写法，也是一篇时评的目标和箭靶所在。混淆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的差别，单个原因与多个原因的不同，以及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分别，也是时评写作者容易忽略的方面。

一般说来，任何事件的发生总是多个原因叠加并连环作用的效果，甚至有时还有一定的偶然随机的不确定性，而根本原因则是事件不断归溯后才能浮出水面的，它是一个大的社会结构权力主体之间形成的利益格局与疆域划分的结果，呈现出的是更多的深层性与复杂性，结构的约束往往是根本性的、关键性的，却也是不易轻松识别的。作为根本原因的话语表达选项本身有限，看起来似乎易于为写作者所掌握，但往往也成为写作者思维懒惰的表现以及难以做到条分缕析的寄生之处。不着眼于引发事件的紧密关联性因素即直接原因的分析探究，试图一步到位地归究于根本原因就显得大而无当且无的放矢，内容空洞、文风虚浮且干货不够，因为这种写法极易导致这样状况的发生：说的是“对”的，但不是“针对”的；说的是“全”的，但过于“齐全”，由此造成选题的贴合度、论证的融合度、观点的达成度都有欠缺。

喜欢讲根本原因而不是直接原因，偏向于空泛而不是一针见血，不做有针对性和接近性的分析，实际上是思维简单化的后果。思维简单化就是一种思维上的取巧和偷懒，因为时评总是需要一个事件一个事件来讨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的。试图理念教条地解释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用一网打尽盖棺论定的方式面对多元复杂、活生生的事实现场，容易导致空泛无力不着边际，无益于写作者和阅读者思维的精细化和理性的养成，也不是时评这种文体所能承担之重。

论据上，要避免偏颇的不够均衡的想象式材料运用的倾向

证明一个观点要么正面展开、要么反面批驳、或者侧面迂回。正面展开论证是在“盖房子”，地基、结构与材料无一不需要精心打磨、细心安排；反面批驳是在“拆房子”，抓住要害猛攻一点不及其余就能达到目的；侧面迂回则是在“比房子”，以彼喻此，指东打西，“拆房子”相比“盖房子”“比房子”简单轻松，也畅快淋漓些。为了证明一个而去打倒另一个是经常会用到的手法，而对于写作者特别是时评初习者而言，要特别警惕为了打倒而打倒的倾向，甚至是为了论证去批驳一个事实上还不存在的想当然的对象，陷于自我想象的书写表达之中。如果说所有的表达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种立场的表达、利益的表达的话，那么很容易就可以推演出这样的观点：观点及其论证在其逻辑结构及它所面向的群体中总能找到它的自洽性，是可以自我成立并确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具有内卷化的趋势。而事实的真相往往是，观点与观点的反面及侧面往往同时并存，这就更加需要理性全面、出入内外、更高维度上的辩证统合，高超把握。

让每个表达主体都有均等机会表达的基础上，在具体文本层面上兼顾全面、包容差异、保持均衡，不断逼近真相与现实，以理性客观完成逻辑结构的搭建与展开，尽可能去除由于权力的执拗与经验的偏狭所可能出现的“脑残”言说，这同时也是写作者一个自我蜕变的过程。逻辑是科学规律的形式与内容，逻辑的展开就是对相应材料的妥帖使用。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样，让作品成为攸关者支持、无涉者认同、反对者也能理解的表达，用公共理性覆盖惯习常态，使逻辑言说成为沟通基础，由此才会建立起更具沟通、对话与协商意义的理性空间和社会沟通。

表达上，要避免定义与命名概括不当的倾向

在任何一种文体的写作中，判断文本质量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文本是否可以提供明确甚至是富有新意的概念。可以提供这样的概念的文本就可以说是一篇高质量的文本。如果不能提供这样的概念，实际上也在反证写作者对于对象的把握仍然处于一定向度的混沌状态，还没想明白。

对事件的定义与命名体现着写作者的思考深度，也是表达上的常见策略，它既可以把所评之事建立在既有叙述传统的连贯链条中从而给它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位，也可以对所评之事进行高度的浓缩概括界定从而赋予其意义，同时也有效拉低阅读者对于关键信息进行抽取并进行读解的门槛。

操作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布里奇曼说，“一般说来，我们所说的任何一个概念，都只不过是指一组操作；概念与相应的一组操作是同义的。”一个明确甚至是富有新意的概念及其表达的重要性在于，作者事实上在写作之前已经将对象放置到了相应的轨道和框架里，所有的文字既是一种归纳也是一种演绎。曼海姆则有这样的看法，“某种概念的缺乏，常常不仅表明缺乏某些观点，也表明缺乏千方百计去解决某些生活问题的明确动力。”

我们认为，好的表达一般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并在此基础上讲出新话翻出新意。写作者应该对官方话语形态、专业话语形态、民间话语形态与网络话语形态具有敏感区分，并结合具体语境做到妥帖使用。官方话语表达可以在借鉴吸纳其他话语的多元丰富、贴近地气、活泼热情的基础上，适度对其他话语进行杂糅和融合以取得更好的表达效果。2017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雄安新区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一文，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视角论述了设立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为强调设立新区的现实紧迫性，表达分析中引用了“北京吃太饱，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的顺口溜，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需要看到，由于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媒介生态发生了明显变化，面对热点事件“抢着报”成为常态，在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之中，定义事实成为首要选择，没有了“让子弹飞一会儿”的文化氛围，加之内容市场激烈的竞争，“奇葩说”与“强说愁”不再少见，往往还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但有多少能引起共鸣则是问号，也导致“烂尾”与“反转”的频发。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影像所构筑的媒介环境过于强大，也带来了导致了书面语体的衰弱，口语化的句式频频见诸作品中，这种写作风格带来概括力不够、散漫有余干货不够之感，一定程度上导致时评文本呈现出言之无物、内在冲突、标准倒错、自我解构，两手互搏等病症。例如把单独设置在公共场所的“吸烟区”与“共享”理念结合起来，创造出“共享吸烟室”的概念，恰恰暴露了对于“共享”这一概念核心义理的认识不到位。

结语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包藏着暗示、鼓励、邀约观点表达的技术结构意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形式多样的方式加入到了观念表达的行列中，时评是有关公共理性表达的特定形式，既是公共理性的产品，也是公共理性形成的推动者。“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既是使命担当，也是文脉走向，因而对于写作者而言，既要有归纳也要有演绎，既要有水平思维的穿透也要有垂直思维的切入，要在异中求同与同中求异的双向推导中加强对象统摄力度。整个社会公共理性的养成需要日拱一卒、久久为功的韧性与定力，对于上述四种写作倾向的规避，有助于时评写作者跨越写作中的阴沟险滩，也有助于公共理性的发展。（此文原载《青年记者》2019年10月　作者薛龙为西安工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