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北京健康宝上线扫码登记功能，相关部门也要求各复工复产单位使用，逐步代替纸质登记。但记者连续多日走访发现，北京市多处场所依然没有换下纸质登记表。在很多地方，健康宝的电子登记簿并未派上真正的用场，疫情之下的防控登记仍存在着隐私泄露、交叉感染的风险。（7月2日 《北京日报》）

“电子登记簿”关联来访者手机，具有速度快、非接触、准确性高等诸多优势。可以说，“扫码”与“登记”孰优孰劣一眼便知，为何有人坚持舍简就繁？或许正如新闻中，有酒店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的那样：卫生等部门要求做好信息登记，纸质登记是“为了方便留底”。不难猜想，盲目保留备份的“痕迹主义”是阻碍技术推广的原因之一。

近几年，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不法问题比比皆是，民众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日渐加强。“有信息泄露风险”无疑会降低出行登记体验，进一步导致一部分民众刻意隐瞒真实信息，逃避登记出行信息，间接阻碍防疫追溯工作的展开。推广“电子登记簿”是推动防疫工作进行的必要举措。

站在商场、酒店、餐厅等公共场所的角度，“电子登记簿”采集的信息是“公家的”，而“纸质登记表”采集的信息“是自己的”。一方面，相对于前者，后者采集的信息详细、全面、可视，便于一些服务类行业进行用户调查、广告营销、用户管理甚至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等活动。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的公共场所为避免有关部门掌握人流情况，通过“纸质”替代“电子”瞒报人流数量。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蕴含的经济价值难以估计，个人信息也成了个别单位所觊觎的对象。当下，难保有人为大量采集民众信息，而消极响应政府要求。“疫情防控需求”则成了他们合理采集来访者个人信息的有力借口。

疫情防控不容侥幸心态，公共环境下的每一个单位都应当主动更新管理理念，适应防控需求。无论是“等上级通知”，还是“备份留底”都站不住脚。莫让“痕迹主义”心态阻碍疫情防控工作的展开。打通信息流动渠道，不能被末端使用者的“小算盘”所迟滞。

当然，使用“电子登记簿”并非淘汰“纸质登记表”，毕竟社会中总有一些老人、孩子、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无法使用“电子登记簿”。有关部门在推广的同时，应把关注少数人群，允许民众自主选择可接受的登记方式。建议坚持“信息最小化采集”原则，向公共场所提供规范性的“纸质登记表”模板，防范个别商家无节制地采集民众信息。

“加强疫情防控”及“个人信息保护”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推广使用“电子登记簿”应成为刚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