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献血加信用分”引起热议后，今年疫情防控期间，信用管理话题再刷一波存在感。多地出台规定，将隐瞒疫病史、接触史等列为失信行为，并将失信信息归集至全国信用信息平台；南京、厦门等地将拒不执行小区封闭式管理、公共场所故意不佩戴口罩等认定为失信行为；还有些地方将上访、招商纳入信用评价。（7月14日 新华每日电讯）

伴随诚信体系建设按下“快进键”，社会信用管理的触手，已伸及民众生活的诸多方面。但不断扩张的信用边界，也引发人们的担忧和质疑。一项由多家媒体发起的投票显示，超七成网民认为，信用概念有被泛化、甚至滥用之嫌；多数人不赞同失信惩戒泛化。

一些地方把纠正一切不诚信、市场违规，甚至打击违法犯罪的希望，都寄托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上，期待“毕其功于一役”，正在让社会信用管理变成啥都能装的“大箩筐”。与“信用泛化”相对应的，是设置过分随意的失信惩戒。一旦被评定为严重失信，包括报考公职、申请信贷、评优评先、参加政府招标、子女入学等，将处处受限，严厉程度不亚于惩治违法。

社会信用覆盖面广，但显然不适用信用管理的行为，也以信用之手强行干预，暴露出信用管理缺乏有效规制，存在一定随意性。本质上，这是有关部门的“懒政”思维及自我本位下的僵硬工作思路。要解决信用机制被滥用的问题，首先必须坚持依法依规、合理适度的原则，解决“什么往里装”以及“如何装”的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社会问题，都能以诚信道德之名，纳入社会信用管理。比如违反交通规则、破坏公共秩序、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拖欠物业费等，都已有专项法规管理，再上一把信用锁，虽为管理打开方便之门，却无异于重复追诉、加重处罚。而对于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采取较为严厉的信用惩戒，也违背了过罚相当、不得连带惩罚等法治原则。

哪些行为将纳入失信记录，失信到何种程度将被列入“黑名单”，列入“黑名单”后将受到什么样的制约和惩戒，这些都必须有明确的法定依据。虽然多地已“试水”信用立法，但国家层面尚无统一的信用立法和概念释义，除2013年颁布的《征信业管理条例》、2014年颁布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外，新法规一直未制定出台，这也导致社会信用管理长期缺少统一的概念认知体系，各类地方和行业的信用法规、文件中出现表述错误、概念打架等问题，甚至于很多人缺乏对信用概念的清晰认识，误把社会信用理解成银行征信。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避免失信认定和实施失信惩戒措施的泛化、扩大化，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立法势在必行，应尽快推进社会信用管理法制化建设，以“负面清单”形式严格框定信用边界，阐明信用奖惩措施的实施原则，让信用治理的快车驶上规范有序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