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学习中的形式主义，实则古已有之，并非新鲜事物，更不是目前全党正在开展的“大学习”中才冒出来。抛开“官话”说“人话”：那些心不在焉、敷衍塞责的“假装在学”，本质上折射的是一种厌学症，姑且称之为“理论厌学症”。

话说“厌学”这东西，至少在战国时期就有记载了。比如《学记》称:“今之教者，呻其占半，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该文罗列了当时教育界的一些现象：在教学过程中，只知道一味让学生朗读，朗读的课程往往占了教学一半以上的时间，讲解的时候又不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只管一味地灌输，啰啰嗦嗦，尽是老师的一言堂，引发了学生的厌学情绪。

当然，以上所述，只是2000多年前那万恶旧社会里的落后现象。咱今天身处优越的新世纪，自然不会还停留在那个远古的低级阶段。

那么，人为什么会厌学？学习，本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啊！从牙牙学语，到蹒跚学步；从奶声奶气背诵唐诗，到不厌其烦缠着妈妈讲故事；从不惜饭粒洒落一地也要抢着自己学舀饭吃，到有板有眼跟在爸爸身后模仿他吞云吐雾抽烟刮胡子的架势……人类婴幼儿时期的种种表现，充分证明：人之初，本好学，而且一度对学习抱有巨大热情，拦都拦不住。

可后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逃课、上网乃至退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你在台上滔滔不绝，我在台下低头玩手机”?

这当中，固然有相当部分，是“学生”自身的问题——缺乏对学习重要性的深刻认识，缺乏攻坚克难的毅力，缺乏始终如一的恒心，缺乏战胜自身惰性的自制力，……不妨统称为“厌学症”的甲型患者。

但毋庸讳言，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全都怪到“受教者”身上——将心比心，当你觉得内容枯燥无味，令人不胜其烦；当你觉得辛辛苦苦学了也没用，所学内容并无实际意义；当你觉得没有受到尊重，“我并不需要，是你们强加于我”，被迫学习，纯属无奈；当你学起来困难重重，没有成就感；当你本身已经为了谋生而忙得焦头烂额却还不得不被逼着坐到并无实际营养的课堂……总之，明明如此这般有诸多烦恼，却又无权抗议无力抵制，那么，选择消极怠工，以“假装学习，实则不学”“集体学习神游天外”“学习体会空话连篇”等做法来应付和抵制，又有什么奇怪?

这第二类情形，不妨称之为厌学症的“乙型患者”。于他们而言，之所以孩提时的好学之心荡然无存，无非是“三无”学习惹的祸罢了：无趣（无聊）；无用；无奈（无力）。

既然病因各不相同，那么，对于“理论厌学症”，又岂能一概而论，统统归为“甲型患者”，以道德大棒来作万能妙方?

仍看古人如何给“厌学症”患儿用药。脍炙人口的众多劝学诗，显然就是为“甲型患者”准备的——“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诗”……多么痛的领悟！一首首，一句句，读起来鞭辟入里铿锵有力，不信你不热血沸腾。

可这些，对于“厌学症乙型患者”，能有用吗？恰似治疗感冒——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用起药来是完全不同的。你不能因为雪梨有助于为风热感冒患者“去火”就给风寒感冒患者也吃。倘若人家本来就是因为教学内容的“无趣”、课程选择的“无奈”和疲于应付的“被迫”而厌学，你再用更无趣的内容、更大的外力去强迫于他，这究竟是要把他治好，还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重他的病情呢?

说到底，医生治病，贵在对症下药，除非他根本就没打算排除万难真把病治好，而只是想摆个架势给人看，以示“我在治病救人”。那就是以“形式主义”来治“形式主义”，为“抱薪救火”又添一份当代注解了。这又岂是我们睿智的决策者们所甘于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