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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的大学生与数字时代的羊群

来源:红网 作者:张愉康 编辑:张瑜 2020-10-22 23: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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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网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参赛作品

这是一个量化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做着属于自己的算术题。

学生计算绩点与分数,教授计算被引量与影响因子,外卖骑手计算费用与距离,职场白领计算KPI与奖金……从校园到职场,从街头到高楼,量化标准已深深嵌入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追寻数字而生,却总为数字所累。学生的履历竞争、职场的尔虞我诈,就激烈程度而言,或不亚于大国间的核武器博弈。

然而,当下的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真香现场”,我们对各种量化标准愈是恨之入骨,就愈是难以割舍。今天放下碗筷骂娘,明天就端起碗来吃肉。矛盾的根源,则在于量化标准是安全而合乎理性的。

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在其著作《优秀的绵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富裕家庭生活方式就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可以量化的美德。”你可以愤慨精英阶层将游戏规则玩弄股掌,也可以质疑美德究竟如何量化,但你无可否认,这种饱受争议的培养模式符合了“效益正确”,是对工具理性的完美诠释。因为人们大都厌恶风险与不确定性,而量化标准的确立与服从,则有助于人们在波诡云谲的环境中,看到可预见的收益,并制定相应的行动策略。

当量化标准愈发成熟并逐步支配生活的各个角落时,群体的行动模式也开始明晰。如同跟随人群逃离火场。当你身处数字时代,最稳妥安全的道路就是适应并驾驭这套量化标准。

但我们在匆忙奔赴人海,服从规则之余,应该认识到,量化标准的现实性并不能推导其正确性;同时更应反思,我们为何痛恨量化标准,它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如同卓别林《摩登时代》中的羊群隐喻,量化标准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拥挤,拥挤预示着僧多粥少,它带来了“996'”,带来了“内卷”……而量化标准的深层结果,则是带来了个人的异化。而这种异化,在当代大学生的绩点逐鹿中,展现得极为淋漓尽致,同时贻害颇深。

首先是致知活动的异化,在信息爆炸与碎片化时代,背负着学术与实践的双重负担,学生将知识的获取视为一种工作,而非自我的完善的过程。学生们善于输入关键词搜索文献,拼凑资料,却忽视了知识背后的逻辑链条。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曾如是概括当代学生的致知活动:“对学生们来说,阅读只不过是在网络以外的地方浏览。它是一种过滤掉无关紧要的闲散部分、并找出真正重要事情的练习……对他们而言,斯密的理论不是一个论证,而是固定的内容。”这种致知行为的异化,使得知识越来越像商品——它不再是推理过程,而是等待获取的结果。

其次,学生也从自身的角色中异化。学习的目的,应聚焦于自身的提升与完善,培养反思的能力,在探索中收获效用。而当学生在资料的海洋中疲惫挣扎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成为搜集知识的工具,而非知识服务的对象。最终,回首大学生涯,许多人会发现自己虽身处象牙塔,却与身处职场无异。因为在这里,知识与学生,都不过是被交易的标的物。

最终,我们也从同学的身份中异化。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你我之间的感情,往往只是一场生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Ross Douthat)曾披露,高校男女间的“约炮行为”就是为了便于满足性需求的同时,还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学业与职业的发展。这个结论虽比较奇葩,但想想行走在大学校园里那些匆匆的脚步和冷漠的眼神,再想想“感谢舍友不杀之恩”之类的自嘲,不禁一身冷汗。每每望向身边的同学,脑海中浮现的,不仅是彼此的关系,还有他们的分数、排名以及排行榜上彼此的距离。单纯而美好的同学友情,在当下已成为一种奢侈品。

在数字时代,我们都是量化标准这所大牧场所圈养的羊群。成为羊群中的一分子,拥挤却安全;制定圈养的规则,稳固而静滞。我们可以选择进入羊群,但应当铭记,羊群不应该是我们的最终归宿,量化标准亦非最优解。

文/张愉康(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来源:红网

作者:张愉康

编辑: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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