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1日是学者、作家钱钟书先生诞辰110周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今天纪念钱钟书先生，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即便还能桂花载酒，但这种意境和更早期的纪念大概也有所不同。

更早期的纪念是什么？

1998年，钱钟书逝世那一年，曾流传这样一个片段：有几位学生在清华大学附近供照烧纸，有路过的行人惊奇地问他们：“照片里的人是谁？”学生压低了声音回答：“钱钟书先生。”这位一生低调的老人生前要求“不办葬礼、不留骨灰”，对他的纪念也是安静的。远在香港的黄永玉听闻此讯，遥望北京，写下《北向之痛——悼念钱钟书先生》一文，回忆与这位师友相处的点点滴滴。

黄永玉的这篇文章，后来被选进不同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七八年前某个晚上在卧室的台灯下，笔者也在自己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本里读到了这篇《北向之痛》，并第一次通过别人的文字，在脑海中构建起钱钟书的立体形象：一个清高脱俗的知识分子，一个博闻强记的学者，一个大抵贯彻着归有光“书非借不能读也”原则的大忙人，一个乐于给朋友开书单的热心肠。

更早一些时候，在别处看到过另一段对钱钟书的介绍文字，大意如下：钱钟书曾以国文英语满分但数学不及格的成绩被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破格录取。在校期间，他立志横扫清华大学图书馆，并以其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基本实现了这一点，并在后来写《管锥编》时洋洋洒洒旁征博引。黄永玉的悼念文章曾以“凤凰涅槃”的考证为例印证了这一点，不过，后来《郭沫若学刊》上的一篇文章对考证“凤凰涅槃”的故事提出了质疑，认为黄永玉的叙述有夸大和不实之处。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厚着脸皮说，当年正处于价值观的形塑过程中，一些对人生与职业的态度、理解和想法，确实受到了钱钟书的一定影响，甚至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懵懵懂懂又糊里糊涂地把三个第一志愿中的两个都填了中文系——结果后来才反应过来，钱钟书念的其实是外文系，他的国文素养，有赖于读大学之前即形成的家学底子。对此，杨绛先生在《围城》后记中有过介绍。

说到《围城》，这是作为作家的钱钟书留下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完稿后，他曾跟人透露，自己“肚子里还有十几部小说”，可惜最终都未能见诸笔端付之于世，这大概与《围城》出版后遭遇的一部分恶评有关。这其实是正常现象，这部小说确实不易被人理解——譬如，仅就标题而言，围城究竟指什么？翻译本书的外国译者可能就没有完全吃透。英法的译者，将围城译为拉丁语系中“被围困的城堡”，所谓城堡自然是指他们想象中的欧洲中世纪城堡，或者说是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围困的君士坦丁堡。荒井健等日本译者，大抵感觉围城两个字有着战争敏感性，干脆把这本书的日文版标题定为《结婚狂诗曲》。这是日本翻译界对本书主题的理解。

那么，《围城》究竟是像英法译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直透战争攻守围困之意象呢，还是像日本译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以婚姻为中心题材呢？从一句后来在国内读者中流传度最广的金句来讲，后者的理解稍显片面，前者的理解基本上大错特错。这个金句是这样说的：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大都如此。”

上述这段话并非出自《围城》小说原文，而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黄蜀芹欲把《围城》搬上荧屏，特意拜访钱钟书、杨绛夫妇而求得的《围城》中心思想。确实如这句话所说，所谓“围城”，在书中不仅指婚姻，也指职业。钱钟书其实也借主人公方鸿渐之口指出，世间万事万物，似乎都是围城。至于英法译者对围城二字的“战争”理解，则是因没完全弄懂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原则所致。钱钟书似乎更欣赏把时代背景作为文学作品的一抹浅浅的背景底色，而非文学作品要直接描写的对象本身。这在他对宋代词人的评价上可见一斑——相比于在诗词中直接高呼爱国的陆游，钱钟书似乎更偏爱与陆游同时代、但风格更含蓄的陈与义等人。

类似于这样的文学创作原则和语言文字理念，钱钟书在他的《谈艺录》中进行了详细呈现。在《谈艺录》中，他呈现出自己对古代诗词超凡的“补注”能力——所谓“补注”，是刘知几《史通》里提到的一种“文体”，大概是考察说明古人文献的创作来源。与“补注”相对的是“补笺”，是对古人的文献进行时代背景的说明，后者比前者容易得多。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毅然挑战了“补注”，彰显了一名学者的担当与功力——如果说《围城》彰显了一名作家的幽默与机敏的话。

一名被怀念至今的作家，这是大众眼中的钱钟书；一名被称为”文化昆仑”的学者，这是学界中的钱钟书。一个曾经跨越时空在夜晚台灯下拨弄过无数普通人的心弦、并因此被普通人记住愿意“欲买桂花同载酒”在书斋携行对话的人，这是我们眼中的钱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