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立生

日前，3岁“代孕退单女童”上户难，引发公众持续关注。成都市郫都区多部门表示缺失上户依据。卫健局称出生证明若卖给别人了，不受保护，医院能补则补，补不到就补不到；民政局称“孕妈”吴川川的情况不符合收养登记办理程序，不予办理；公安局称派出所还要调查。吴川川只得北上内蒙古通辽市找寻当年的代孕“客户”——孩子的生物学父母寻求帮助。（1月14日 澎湃新闻）

“代孕退单女童”上户难的症结在哪里？

按照传统认知和现行法规政策：亲子关系要么是基于血缘关系确定；要么是通过收养形成拟制血亲关系确定。但吴川川和这3岁女童，二者皆不是。那她们的母子关系怎么证明？又以什么为依据，让孩子随她上户？

三年多前，吴川川在上海介入有偿代孕灰黑产，给人做完全代孕，但因被检查出患有梅毒，已被“客户”喊停；可不受控的她跑回老家，通过梅毒母婴传播阻断治疗，坚持把孩子生下来了，幸好孩子是健康的。而违规“套名”以“客户”许某某名字登记为孩子母亲的出生证明，也被她因缺钱违法卖掉了（凭此出生证明也没法让孩子随她上户）。

如今，她找到孩子的生物学父母，希冀通过做DNA鉴定先确定孩子和生物学父母的血缘关系，补办出生证明；再通过办理收养手续，把孩子收养过来，凭收养手续让孩子随自己上户。

但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对方愿不愿意配合做DNA鉴定？这又没法强制。

次之，即便做了DNA鉴定，确定了孩子和生物学父母的血缘关系，又会不会引发关于亲权的争夺亦即孩子该随哪方上户的问题？到时到底该从“血缘说”，以生物学父母为父母，还是该从“分娩说”，以“孕妈”为母？如今，孩子的生物学父亲表示愿对孩子的上户提供协助，但生物学母亲表露出想把孩子要回的意思，夫妻意见并不一致。

退一步来说，即便生物学父母愿意让出亲权，但也还会涉及生物学父母是否具有《民法典》规定的送养资质及吴川川是否具有法定收养资质的问题。

生物学父母是否确为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47岁“孕妈”吴川川此前是否曾另有生育过两名孩子？贫困欠下网贷、从事有偿代孕灰黑产、在“客户”喊停的情况下执意产女、连孩子的出生证明都拿去卖，一贯的胡作妄为，是否应评价为不具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和存有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而且众所周知，梅毒是如治疗不及时则会病程迁延颇难根治的顽疾，且被《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规定列为乙类传染病防治管控，病毒能通过污染的衣物等传播。那她如梅毒未彻底治愈，又是否会被评价为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上述5种情况只要出现任何一种，她就收养不成。

如果对方不愿配合做DNA鉴定，孩子被认为来路不明——查找不到生父母，或者是吴川川被确认不具备法定收养资质，那孩子又是否应被当地民政部门接手过去，实行国家监护，落户到儿童福利院的集体户口，或者是给具有法定收养资质的人士收养后随其落户？

即便再退一步说，基于理论上的“分娩者为母”之说，认为吴川川也可以是孩子的母亲，但像她这种特殊情况，从事有偿代孕灰黑产不说，且无视“客户”喊停意愿，以自己的子宫收纳他人的精子、卵子执意不当得女，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违约问题，是否应否决其亲权或监护权的行使资格，由当地民政部门接管孩子，而只保留其探视权，有异议则请法院裁决？

但有错，都是大人的错，而被动出生、无法选择父母的孩子，终归无辜，其权益应受到充分的保护。如今，她已3岁多，是到了该入幼儿园的时候了。

201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对“黑户”人员分门别类地给出上户办法指引，其第8种还是兜底式的“其他无户口人员”——“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可办理常住户口登记。”为今之计，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也只有援引该条款，提请当地公安机关牵头会同卫健部门，在调查清楚孩子确系“代孕退单女童”，确实情况特殊的基础上，特事特办，权且让孩子先随吴川川上户，方便把幼儿园先给上起来。

如果后续，孩子的生物学父母、吴川川、当地民政部门三方之间，发生关于对孩子亲权或监护权归属问题的争议争执，则由他们通过协商方式或诉讼途径，并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来作细化厘定。如若届时，确有必要进行亲权或监护权的转移，则无妨再随同办理户口的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