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法硕复试20余人成绩0分”登上热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的回应指出，有22名复试考生确实存在实质性透露复试内容等违纪行为，该22名考生的行为，违背了复试承诺，违反了考场规则，破坏了考试秩序，已构成考试违纪。经学校研究决定，取消该22名考生一志愿复试相应科目考试成绩，给予记零分的处理。

在此次事件的舆论中，公众对于泄题的22名考生表现出了超常的同情。“好心”的泄题者将复试的题目内容在群里分享给其他考生，而“心理阴暗”的举报者获得帮助后反咬一口，简直是现代版“农夫与蛇”的故事，令人不齿。有人说，泄题的人零分，看题的人上岸，公平吗？还有人说，举报的人才最让人毛骨悚然，人大敢收这样的学生吗？公众对于泄题者的形象如此入戏，这样选择性的共情究竟从何而来？

公众的共情选择极易受到典型故事的影响。相较于泄题者的轰轰烈烈，其他无辜考生的故事就显得过于平淡了。四战第一的考生屡败屡战，最终获得了上岸的机会，却又瞬间落入谷底。鲜红的400+掉落为0令人扼腕。而那些没有看到试题的无辜考生在这场舆论风暴中只能沉默。他们没有一位悲剧的代表者，自己“本可能”的成绩也无法自证。这些模糊的、未曾存在的、本可能获得的成绩，与鲜艳的400+相比，坠落得无声无息，即使他们才是泄题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大众的情绪深深淹没在泄题者这个最具戏剧性的典型故事之中，在价值的坐标系中标定了英雄和小人，自动构想出了“英雄落难，小人得志”的经典情节。

除此之外，公众如此入戏也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在考研竞争激烈的当下，大家都忙于内卷，这些泄题的考生却作出了如此“利人不利己”的行为。这样“乐于助人”的行为使得旁观者大受感动。或许他们并不想成为泄题者，只是想要遇到泄题者罢了。打破人们美好幻想的举报者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再加上举报者长久以来被污名化的阴暗形象，公众更能将自己代入到举报的受害者之中，为泄题者扼腕长叹。

那为什么公众不选择与人大共情呢？心理学研究证明，权力会影响道德判断。在同样的情景下，高权力者偏向选择基于规则的道德判断，而低权力者偏向选择基于结果的道德判断。泄题者作为低权力者，天然地与普通公众的权力位置更加接近，能够引起人们身临其境的想象，而人大作为高权力者，其权力位置和利益诉求更难引起大众的共鸣，甚至成为公众眼中应受责问，可以妥协的一方。

公众选择与谁共情事实上反映的是在利益冲突事件中大众的角色选择。人们过于自然地将自己代入了泄题者和看题者，在起伏变幻的悲剧中宣泄不满情绪，表达获利期盼。这样的想象未免过于美好和乐观。在角色分配中，人们自信地认为自己会成为泄题者和看题者，是“救赎”别人的英雄或者“被救赎”的获益者，但果真如此吗？事实上，还是没能看到试题的无辜者占据更大多数，他们的公平就被这样选择性的共情抹去了。如果代入被这些泄题者坑的考生，我们还能云淡风轻地漠视违规行为，轻飘飘地说这样的处理冷冰冰吗？

罗尔斯曾经说过，只有在每个人都受到无社会差异的对待时，正义才会出现。面对舆论交锋的争议性事件，我们不妨更加客观理性，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在每一次利益分配中都成为幸运者。勤勤恳恳的无辜考生，期望获得真正优秀学生的高校，这些被公众的共情所忽视的，不那么幸运的人，正是因为规则才免于过于不幸，这也是遵守规则，惩罚违规的重要意义。

只有将规则作为共情的锚点，才能保证无论下一次命运的轮盘将你摆在何处，都不至于成为不公的受害者。当我们再一次面对舆论的龙卷风，与其追逐飘在空中的风筝，不如抓紧脚下规则的石头。

文/李祎欣（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