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立生

养父去世，养母再婚，之后产下一女，并在拆迁安置地上修建了房屋。2018年，在外打工的18岁女孩小郭归来，继父却不让她进家门。居委会多次调解无效。无奈之下，她最终将养母、继父告上法庭。2月底，重庆市黔江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起诉。法院认为，虽然构成事实收养，但因为没办理收养登记，双方收养关系不成立，因而她对原房屋和宅基地不享有权利，也就不是安置地的使用权人，同时也无法继承养父的份额。小郭不服上诉。日前她表示：“我本来不想打这个官司，也不是想他们钱，我只想有个自己住的地方。”（4月13日 红星新闻）

一审法院以事实收养未登记不受法律保护为由驳回小郭的起诉，可是，收养法规是用来约束被收养人的吗？

小郭作为弃婴被郭某捡到收养时，还没满月；由居委会出具收养证明，在派出所办理落户时，也才4岁，她又知道什么？她能干预养父母的办不办理收养登记吗？

考察收养法规的立法用意，本是用来规范收养人、送养人的收、送养行为，并特别保护作为未成年人的被收、送养人权益的。诸如：防止收养人“收养”了被拐来的孩子，侵犯孩子和生父母间的亲权；避免孩子给不具备收养条件的人收养了，不利于健康成长……

可如今，旨在保护被收养人的收养规范，却给扭曲成了被收养人的枷锁，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其实，事实收养，本是可通过补办收养手续来追认收养关系的有效性的。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底印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就明确规定：“未办理收养登记的事实收养无户口人员，当事人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按照规定办理收养登记……”只是对小郭来说，情况的特殊之处在于，养父已去世，即使她想补办收养手续，他也无法配合了。

当然，法院的主要职责是裁判，并不能一手包办了民政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民政部门，理应基于有利于当事人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以人为本，特事特办，给小郭补办收养手续。不过，法院也本是可以向民政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函的。法院在审案过程中，发现与案有关，会影响审判的社会效果，但又不归自己主管，而如不解决今后还可能出现类似纠纷的问题，可以向相关方面发出司法建议。

只要民政部门给她补办了收养手续，在养父宅基地换来的拆迁安置地上修建的房屋，总归有她的立锥之地。即便养母、继父和她解除关系，她的居住权也受法律保护。纵然哪天要析产，她也有权继承养父遗产里属于她的份额。

希望接下来，二审法院能为她向民政部门发出补办收养手续的司法建议函，以便利后续的定纷止争，权利厘定，不论最终是调解结案，还是裁判结案。

司法机关，依法裁判固然是种必须，但也应避免“机械司法”。对于此类案件，还应体察、遵循收养法规约束收、送养人行为，保护被收、送养人权益的立法用意，力求取得裁判或调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相统一，而不能就这么支持、纵容了收养人“始乱终弃”，随意侵犯被收养人权益的行为。

被收养人，是人，又不是物件，可以今天想要就要，明天想不要就不要，而不受半点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