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如今青年人正在用对“致敬青年”的反感，掩饰自己对害怕辜负他人期待的不安。特别是那些一路从小镇走到985大学，最终汇入平凡浪潮的青年们。在高考那个炎热夏天的谢师宴上，觥筹交错中，面对“镇国重器”“捧上金饭碗”“读出来当大官”的嗡嗡话语，青年们高兴之余，也会蒙上一层不安：我要是没做到怎么办？我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待？

暂不论是否真能如别人所说，成为国家栋梁，捧金饭碗，走上仕途巅峰，但青年都体会过别人投来的充满关切和期待的目光。这目光是动力的同时，也是压力。

这些别人是谁？他们对青年的期望又是什么？别人，是父母、老师、关爱我们的长辈和不认识的陌生人；期望则有大有小，从期望青年“早点起床”到期望青年“成为普世意义上的成功人”。那位写出《一个北大高考状元的抗抑郁史》的青年游安，成为高考状元后首先面对的就是家人的期望。她说，“我放弃向往了多年的文史哲选了光华”，“我好不容易考了让他们满意的高分，不想毁掉这来之不易的认可”。在她厌学，患抑郁症后，母亲失望地对她说“你配不上北大”。那一瞬间，游安心中满怀歉疚。

事实上，我们不仅因为辜负所熟识的人的期望而歉疚，我们也因没有选择他人认为理想的职业而歉疚。在《那些清北毕业生，回到了教培工厂》一文文末，一位毕业北大的教培大牛看到学生留言“老师，谢谢你，我对这门科目有了兴趣”后，内心被触动。他觉得，“那个光环赋予他的东西，他也终于还回去了一点”。

近两年，出身小镇的一些清北青年流向教培行业、青睐中小学教师岗位的新闻，频频被各大媒体所报道，评论区中谴责这一现象的声音从未消减。有人说“难道辛辛苦苦寒窗苦读十几年，上了北大清华就为了当高中老师吗？那不就是放羊-娶媳妇-生娃-放羊”的死循环吗？”也有人说“清北毕业教书，培养学生上清北，学生清北毕业再教书，完也”。因为有期待，部分人才会产生对“清北毕业生从事教育行业”的落差和难以接受心理。

“何谈鸿雁志、只为稻粱谋”。成为教育行业螺丝钉的top青年们，可能无法理直气壮地面对这些谴责。他们心知肚明，这些期待和谴责有其正当之处。他们在残酷的竞争中胜出，他们接受了最好的大学的最顶尖教育，理应涌向“被认为对国家更有贡献”的行业，他们不能理直气壮。

特别理解一个社会对青年的期待，如果社会不期望青年，那社会还能期望谁呢？我们从小也读着各种“期望寄语”长大，我们读过《少年中国说》，知道“少年强则国强”；知道“革命永远是青年的”；更知道“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在成为别人的期望之前，我们先对自己有期望；在对自己失望之后，我们也因辜负了别人的期待而歉疚。我们躺平之时，会忍不住半睁着眼睛，竖起两只耳朵，听外界“怎么评价我们”。

可不可以说这届青年对期望、失望的体会来得更深刻也更痛苦？因为我们所处的已经不是一个光靠努力就能功成名就的年代，充斥物欲和焦虑的当下，大多数青年也不再选择那些最容易获得他人认可的道路。青年也知道，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注定会让一部分人失望。选择了金钱，有人会说“都往钱眼里钻，国家要完”；选择了情怀，也有人会说“没出息，就这点薪资”。

所幸，期待之下，我们也能收获“被理解”，收获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支持，有教授对我们说“万物生长，各自高贵”；也有老师记住我们，不让我们成为“nameless”。我和很多记住了我的老师说过“要成为一名记者”，但是我要是没成为一名记者呢？即便几十年后的我很成功，我也忍不住会在夜深人静时叹息，会觉得老师们“终究也是错付了”吧。

文/吴彩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