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正（重庆大学）

近日，厦门一女子的朋友偶然间发现，安息网络祭祀平台（化名）内设有该女子的纪念馆，该馆建立于2016年1月，6年来访问量达4.3万余人次。网页上详细记载了该女士的“生平”，包括出生日期、籍贯、悼词，“2010年1月某天晚上离校后失踪，过了好几天才在海里发现她面目全非的尸体，愿在天堂安息”。安息网络祭祀平台也确认这些情况属实，但因这个纪念馆设立于多年前，当时还未实行实名制登记，所以目前只能找到设立用户的IP地址及昵称、登录名，无法提供其真实姓名、地址、电话等信息。（11月21日 澎湃新闻 ）

恶作剧是不足以完全形容这场事件的，事件的始作俑者在伤害这位女士的感情、破坏网络祭祀平台正常工作秩序的同时，他的行为无疑也是对这4.3万祭奠人次所付出的一份同情的不尊重。分析该事件其实不能仅仅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将其看做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平台侵权案例，还要关注它对我们的社会伦理的影响。

互联网祭奠是近几年涌现的新概念行业之一，被看做是文明化祭奠的一种发展形式，因其可以一定程度上留存逝者的音容笑貌，得到了很多逝者家属的认同和接受，该事件的爆发无疑为它打上了一个可信度存疑的标签。生死观是我们日常观念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死者为大”“死生亦大矣”之类的话数不胜数，任何人在谈及生死时都留存着一分敬畏，敬重逝者是我们最朴素的情感，无法单从理性角度评判其先进还是落后，文明还是愚昧，因此这类事件对社会信任的破坏是直接却难以具象化的。回乡祭祖、吊唁烈士或者新形式的网络祭扫都有人们的真诚灌注其中，对这份最朴素情感的否认破坏，实质上是对社会信任的消解、对这一分真诚空间的挤压。

后真相时代传播体系中人们的情感因素逐渐被发觉，纪念馆、祭祀平台作为承担有类似职能的空间，对人们这种情感交互应该负有保障责任。这份责任与平台本身是否从中牟利无关，不能因其非盈利性质就在最关键的要素上对其网开一面，若要做个不大恰当的类比，寺院里供奉日本战犯绝不会处在社会事件中“可以被原谅”的那一类。建立时间早、网络实名制当时未健全固然是事实，但该祭祀平台显然没能足够认识到其从事的行业对社会情感所负有的意义。在这一方面它任何的疏漏带给当事人的情感伤害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不能肯定再出现类似的乌龙事件时，第一个看到类似讯息的是否是当事人的父母至亲。建立实名制等审核体系固然重要，但该平台最首先要做的是摆正心态，正确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社会意义，为人们的情感寄托预留出一可贵的真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