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莲

从我的故乡嘉鱼四邑到江夏纸坊约有百把里路，从“33公里”到金水闸再转车到纸坊，那是我第一次跟着父亲出远门，公交很挤很挤，几乎看不到沿途的风景，但纸坊老车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一个个小摊贩，见了下车的人就争相嚷嚷着：吃水饺吃水饺……他们大多带着浓重的郧阳口音，我一度听成了“刺刺九刺刺九”，好奇的我很想看看“刺刺九”是啥东西，但父亲没说买，我也不敢问。

那是1980年春，我在亲戚家第一次看到了彩色的娃娃书，第一次看到火车像长龙般从关山桥下掠过，也是第一次听说，楼上居然还能上茅厕。

那天，从新兴街的“一招”前路过，亲戚突然内急，他叮嘱我不要乱跑，说完就往“一招”二楼跑。

楼上去上茅厕？那、那不拉到人家头上去了？我疑惑不解。

回到家乡后，我就对小伙伴们显摆，“我在纸坊看到了彩色的娃娃书，看到了火车，还在楼上蹲过茅厕呢。”

小伙伴们都不相信，鼓着鄙视的眼睛说我是“泡皮”。

我很失落，也很后悔，那次怎么不跟着亲戚到楼上去体验一下，以至于，我常常呆呆地站在乡下用土砖围成的茅厕旁，漫无天际地遐想着，这么大的坑，在楼上不漏？但“井底小蛙”纵使想破脑壳，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

从那以后，坊城在我的心里充满了神秘和向往。

让我没想到的是，不到两年，也就是1982年冬，父亲突然宣布，我们全家要搬到纸坊去，第二天，小舅用一辆手扶拖拉机，就将我们变成了“纸坊人”。

虽初来乍到，但纸坊用它最温暖的方式接纳了我们，亲戚找队长申请了一套无人居住的杂屋间，虽很破旧，但父母已经很欢喜了，收拾收拾就住了进去。

在这个菜地环绕的小院里，我们以“黑户”的身份住了四年，父母在工地做工，我们姐弟在良种场小学读书，队里还给分了七个人的水田，有吃有住孩子们有学上，父母很满足。

我上初一那年，我们家终于落实了户口，拿到户口本的那天夜里，母亲说一定要感谢帮助我们落户的公安局“亲戚”（母亲在街上补鞋摊遇到的一位老乡）。

我和父母拿着礼品找到县公安局，问了很多人才找到那人的家，但他坚决不收礼品，拉扯了半天，我们只好带着礼品回转。

夜风有些凉，安静的街上没有路灯，站在公安局的路口可以看到不远处县政府的院灯在风中闪烁。多年后，我仍记得，那盏红色的灯，在漆黑的夜里很亮很亮。

屈指算来，我在纸坊已经居住了40多年，我早品尝过 “刺刺九”的醇香，我也特地跑到“一招”楼上，虔诚地蹲了一次厕所，我虽然从来没有坐过关山桥下掠过的火车，但我经常带着母亲会坐小区旁边的“七号线”到汉口去转一圈；母亲当年砍柴的青龙山、割野芹的汊子湖，如今都变成了市民免费游乐园。

傍晚，站在新居的阳台上，看四周高楼林立、街灯如虹，车来车往，如做梦一般。

记得弟弟买新车的那天，母亲欢喜地感叹“想不到”，咱们家也住上了电梯房坐得起小汽车。我笑回，到侄儿这代啊，说不定还会买小飞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