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自强 (湖南工业大学)

近日，两桩案件都正式得到立案。

一是“女子疑遭到性侵未获立案自杀”一案，据媒体报道，海南省文昌市公安局在“决定不予立案后又发现新的证据”，现已立案侦察。据悉，死者义女士在生前报警称“遭到强奸”，7月23日，在做完两次笔录后，义女士跳湖自杀，并留下遗书，“不懂法，把嫌犯的犯罪证据弄丢了”，8月11日，文昌市公安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定义女士报案被强奸一事，证据不足，不予立案。

一是，“千万网红虚构老板性骚扰”事件也有了新进展，其中当事人孙灏羽于9月18日发文称，网红“小慧君”涉嫌诽谤罪一案已经刑事立案。2020年11月，千万网红“小慧君”发视频哭诉MCN公司老板孙灏羽性骚扰，引起热议，并给所属公司及孙灏羽本人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失，后经法院认定，“小慧君”的指控系虚构。

义女士以死明志，让人感到悲痛，其背后是一个家庭永远的痛；小慧君蓄意造谣，让人感到愤怒，其本身也将恶化女性维权的处境。两则案件本该是天差地别的事件，但转念一想，为什么“小慧君”会选择那样做？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相信她的话？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其虚构的内容，即遭受性骚扰及其带来的长久伤害，是一些女性的真实境遇。是的，虽然两则案件，一个让人愤怒，一个让人悲痛，但他们却有共同的根源：即女性遭受性侵、性骚扰后的困境依旧存在，即碍于名誉、权势或缺乏法律素养或社会支持，在性骚扰、性侵害发生之后，不敢、不会及时维权，不懂得及时取证，保留侵害的确凿证据。

无论是义女士的悲剧还是“小慧君”的闹剧，都是这一根源所结成的“恶果”的两种代表。文女士为代表的，是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较为传统或年纪较小的女性，她们在遭受不法侵害后，先碍于社会影响，表现为“不好意思报警”或者“不敢报警”，等到鼓起勇气时，取证已经比较困难，便只能忍气吞声，或如近些年来的数个案例一样，在网络上进行曝光，有甚者，在耻辱中以死明志以证清白；另一个走向便是“小慧君”们的做法，利用这份女性困境，为自己利益服务，或在“有罪推论”下走向荒唐，或在事实反转后全身而退。

两种做法如螺旋般相互交织，不断固化、恶化女性困境：真正的受害者们或饮恨，或屈辱地走完一生；虽然恶化了女性维权的环境，“小慧君”们却赢得盆满钵满。

这两起表现相反、根源相同的案件，为我们思考女性困境通过了最好的样本，要解决这类问题，也必须直面根源，即如何让法治思想下沉到最底层，一方面切实树立法律权威，严惩犯罪者，提高违法犯罪代价；另一方面，也让每一位女性在遭受不法侵害后都知道如何做，让她们内心没有顾忌，坚定地走上维权之路。这背后不仅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的支持。

2020年以来，强制报告制度在全国的落实，有效地解决了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后的困境问题。其也对整个地解决女性困境问题有所启示，首先将普法落到实处，尤其以不懂法的基层女性为重点，让女性懂得正确地维权，切实捍卫其自己的权益；其次，让女性在维权中感到尊重和关心，在维权之路上，公检法机关应该成为其坚定的靠山，这需要公安机关在取证上的全面、彻底、迅速，不拖沓、不敷衍，也在于司法救济的及时介入。

避免义女士的悲剧与“小慧君”的闹剧，最根本的是建设一个女性友好型社会，为义女士洗刷耻辱，也让“小慧君”的闹剧不再有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