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大伟

实际上，知道诺兰在今年8月的中国之行，还是在看到《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对诺兰的密集采访之后。作为IMDb Top250榜单上入围作品最多的导演，诺兰的每一次中国之行都与他执导的某一部电影密切相关：前两次分别是《星际穿越》和《敦刻尔克》，本次则是《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大概是最没有“诺兰味儿”的诺兰电影。首先，这是一部真实的历史人物传记片——细数诺兰之前的11部电影，他从未尝试过此类主题。其次，这部电影的叙事方式难得采取了顺叙为主的结构——诺兰的电影，一向以非线性叙事著称，从90年代的短片《蚁蛉》《追随》到新千年以来的《记忆碎片》《盗梦空间》《星际穿越》《信条》莫不如此，“烧脑”二字从此与诺兰电影如影随形。

有趣的是，说到诺兰喜欢的非线性叙事，这可能与他本人的青少年经历密切相关。诺兰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因此他早年常常往返于英美之间，倒时差是常事，英美的文化又存在差异。这种频繁的“穿梭”大概给了诺兰一种时空错位之感。

说回《奥本海默》，如果了解了这部电影更多的幕后内容，可能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想法：大概也只有诺兰能拍出这部电影。并非是因为主演基里安·墨菲是诺兰的老朋友——墨菲还参演了诺兰的另一部电影《敦刻尔克》；也并非是因为《奥本海默》中的“三位一体”核爆实验采用了实景爆炸，尽管拒绝特效、坚持实拍一直是诺兰矢志不渝的原则——譬如，《星际穿越》中的玉米地，确实是剧组为了电影在加拿大培植的实景。《奥本海默》真正的诺兰味道，在于其中的内容，特别是主人公身上的那种悲情内核。

悲情的来源并不复杂。毫无疑问，做痛苦的人还是快乐的猪，对普通人而言，这其实是个自由的二选一。但天才不然，因为天才没得选。从浅薄的表面来看，《奥本海默》会让人想到《模仿游戏》，后者展示了天才数学家艾伦·图灵的痛苦挣扎。和图灵相似，“英雄”奥本海默在麦卡锡主义的浪潮中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在其有生之年都未能翻案。用国内媒体在采访诺兰时所提到的一个疑问概括再合适不过：诺兰似乎很喜欢拍天才的困境，天才陨落于某种束缚之中，智慧损毁与某种打击之下。

当然，这种智慧与束缚的张力，在不同的诺兰电影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致命魔术》中，它是两位天才魔术师对抗电气时代的悲剧；《星际穿越》中，它又变成天才宇航员受困于五维空间的挣扎无力。这种张力的最集中爆发，则在诺兰的《蝙蝠侠》三部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以某种道德困境的形式表现出来：布鲁斯·韦恩与小丑之间的张力，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张力，建制派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张力——以至于美国持不同思想观点的各色人群，都能在《蝙蝠侠》三部曲中找到有利于己方的元素。

诺兰在想些什么？

或许一个经典的文学人物可以用来理解诺兰：浮士德博士——一个聪明又渴望拥有超能力的人，为了获取超能力而与魔鬼签订了卖身契，从此注定了其悲剧的命运。而“悲观主义者”，这也是诺兰对自己的评价。他在电影中引用了诗人艾略特《荒原》中的诗句，便闪动着这种悲情的影子。这种纵然天才绝伦但却无能为力的悲情实在很多很多：大脑记忆或许往往不可靠，现实和梦境的区分度如此渺小，时间可以扭曲但永远不能倒退，战争的洪流则会给个人带来长足的心理创伤，而即便是正义的化身布鲁斯·韦恩和智慧的象征奥本海默，也会在追寻的终点，面临痛苦的内心审判。这才有了《记忆碎片》《盗梦空间》《星际穿越》和《敦刻尔克》，以及诺兰镜头下的黑暗骑士蝙蝠侠和个性复杂的奥本海默。

但诺兰并非想塑造纯粹的浮士德。作为导演，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希望自己的电影看起来像大片的，是希望观众们买些爆米花和其他小吃，去电影院坐几个小时看完的。因此，蝙蝠侠和奥本海默，固然有悲情浮士德的一面，但更多的还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英雄主义的色彩。尽管如此，这些银幕形象在一定时间内也是不朽的。

作为塑造了这些形象的人，作为讲故事的人，诺兰无愧卓越二字。或者引用斯皮尔伯格的评价，诺兰无愧“好莱坞最后的电影作者”。《蝙蝠侠：黑暗骑士》中，戈登认为蝙蝠侠“是英雄，但不是这个时代需要的英雄”。不过兼顾了票房和口碑的诺兰，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编剧和导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