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星月

苏蕾老师的新书《新闻评论与公共性理论建构研究》出版了，在拜读过程中，我常常回忆起大三时坐在新闻评论的课堂上，她传授给我们的那些知识。我从她的课堂走向新闻评论领域，也有幸为她的新书写下这篇书评。

在新闻评论的课堂上，她曾说过：我们写时评做新闻，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分裂的声音更好地弥合在一起。这句话在我读到她新书题目的一瞬间，就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从文人论政到都市报的繁荣，从精英发言到众声喧哗，从张季鸾到普利策，在新闻评论延续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或许评论的主体、文风、国别有所不同，但其归宿永远是向着实现社会最大公约数的目标前进。

回忆大学生涯，苏老师一共为我们带过三门课程，分别是：《中国新闻史》《新闻专业外语》《新闻评论》，这也分别能够对应本书的五到九章。所以可以说，本书是苏老师多年来学习研究的集大成者。她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性的论述作为理论渊源，对不同时期的新闻评论实践展开了个性化且详尽的分析，最终试图搭建起一座名叫“公共性”的理想城堡，能够承载从新闻评论圈子拓展到新闻界，最终蔓延到整个社会的美好构想。这也是苏老师作为一名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和师者，所致力于实现的初心和目标。

新闻评论要求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热点话题上发声，这一定位让它和公共性有着割舍不掉的联系。一篇篇孤立的新闻评论或许只聚焦到社会的某个角落，但当其串联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个时代舆论的合意，织起一张名叫“公共性”的大网，为社会公共利益保驾护航。而每一个时期的时评人，也在积极探索着新闻评论的社会价值，让它得以在公共领域引领正确价值观，让超前的精神世界和落后的实践现实能够微微靠拢一点点。

新闻评论为何要建构公共性？新闻评论在各个时期建构的公共性又有何区别？时评写作者的身上肩负着怎样的时代使命？

这些问题，苏老师在每一章的具体阐述中给出了答案。

一切的起点，要从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说起。一批最早受过先进教育的知识分子聚在一起，以“文人论政”的传统首开中国新闻评论的先河。他们以超脱个人利益的格局，思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用文字和思想持续启蒙着那个时代的国民，让麻木的公众逐渐觉醒。纵使媒介环境受到限制，纵使国家危亡前途未卜，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依旧流传千古，张季鸾先生病危时写下的《我们在割稻子》鼓励了亿万国人。胡适、王韬、汪康年等一批批报人的努力，让有限的公共性能够穿越时空桎梏，让破碎时代里生长出来的文人信仰，塑造了世代同胞的精神内核。

随着党报的发展，新闻评论的公共性又有了新的变化。党报评论要讲党性，也要讲人民性，其在报纸的改版和市场的多重作用下，探寻着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传递着公共性在这一时期的特殊内涵。

随着都市报的兴盛，时评写作者不断尝试突破个人视野，以公共利益为根本追求，以自身的智识为武器，敢于以尖锐的观点和文笔，在社会事件上毫不含糊地动刀子，这本身就是对公共性建构的巨大突破。大量已经有了独立思想的读者，和一群勇敢纯粹的时评人相遇，让新闻评论生长出了繁荣之花。

而进入网络媒体时代，受众的身份转换成了网友，媒介成为了提供意见沟通的空间。发言的门槛降低，人们思维的进一步突破，让新闻评论呈现出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姿态。不再能够被轻易说服的网友，在新闻评论的留言区，自发展开着激烈的讨论。一篇新闻评论，除去传递意见和观点，还起到了提供交流场域的作用。此时的公共性建构有了更大的不同，如何在各种意见交织的舆论场，理清一条真正能够为公共利益发声的线，是新闻人面临的新挑战。面对突发公共危机，面对重大社会议题，能发声的公众纵使不需要被代表，却仍需要被引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避免陷入“集体非理性”的怪圈。

本书的最后引入了域外视角，作者通过对普利策奖新闻评论的分析，让我们横向感知到中西方新闻评论实践的不同以及公共性建构的差异。与我国重视观点的输出不同，普利策奖新闻评论则侧重文章本身的故事性和情感力量，依托新闻事实和采访，将一个个私人化的小故事拼凑出能代表每个人的公共性。

读到这里，且让我们将这些时期串联起来，这也正是苏老师多年以来的学术实践。她在本书中详细回答了新闻评论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也阐述了各个时期的新闻评论如何作用于公共性。而探索这个漫长而充实的故事的开端，需要让我们回到12年前，回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论文答辩的现场。这本书的初稿，就源自苏老师手中的那篇博士论文。12年过去了，媒介环境的改变、技术的更新迭代、评论圈一代代人来来往往，让新闻评论的变化翻天覆地。但正如当初写下博士论文的她和此刻出版新书的她始终如一地爱着新闻评论一样，评论的初衷和使命就像不倒的旗帜，屹立于此，熠熠生辉。

无论评论的形式是文评、视评还是漫评，无论评论的载体是报纸、网站还是元宇宙，无论评论的作者是精英、大众还是AI，它只有永远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利益，才有被传播和认可的可能。它就像一个覆盖全域的磁场，让那些被碾碎的声音碎片，向着一条名叫“公共性”的主流的线靠拢，让失落的人、被忽略的事，能够有被看见、被讨论的空间。因为只有这个社会分裂的声音弥合在一起，只有每个个体的利益得到保障，公共性才得以实现和延展。这是新闻学界和业界共同的崇高使命，也正是像苏老师这样的学者所一直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