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腾宇 (重庆大学)

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北京时间10月5日19点正式揭晓，瑞典学院将此桂冠颁予了挪威剧作家约翰·福瑟（Jon Fosse）。（诺贝尔奖官网）该讯息甫一发布，就为各大新闻网站和媒体公号转载，与之相随的还有关于约翰·福瑟的访谈、生平介绍、创作年表，以及购书链接等。

这是“文学诺奖现象”在2023年的反映。自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此殊荣后，从文学界到普通读者，都对“今年的文学诺奖花落谁家”充满期待。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除了延续“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这一传统外，还有为全球读者推出年度“文学者”的意义，以彰显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中的文学存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文学应该预见未来，用自己那最鼓舞人心的成果跑在人民的前面，就像它是在拖着生活向前迈进似的。”整体而言，“文学诺奖”的高关注度，不仅是世界性视野在文学上的体现，还是文学性力量在社会发展和媒体传播中的写照。

但从关注者的角度看，这似乎仅限于一个“桂冠期待”，文学诺奖变成了博彩项目，人们更加重视获奖者的国别、具体门类等。相对来说，忽视了颁奖词提示的文学价值，例如：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将民间故事、历史事件与当代背景融为一体”、莫迪亚诺“用记忆的艺术展现了德国占领时期最难把握的人类的命运以及人们生活的世界”……约翰·福瑟用“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为不可言说的事情发声”！这是约翰·福瑟呈现于世界的一个面相，也是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揭示的意义。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学诺奖不纯粹是出于文学创作上的考量，还有各种因素充斥其中。国外的都柏林文学奖、龚古尔奖、塞万提斯奖等，国内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也大抵如此。这提醒我们在关注与“奖”相关的数量、数额等之外，还要注意文学作品对我们的世界、社会和生活的意义。

从“陪跑者”的角度看，在历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多次陪跑却屡屡落榜的作家，比如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吊诡的是，相对于获奖者的冷门，这些“陪跑者”更为读者熟知。以我国作家沈从文为例，他曾两次（1987年、1988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据诺贝尔文学奖前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评审马悦然透露，沈从文如果不是1988年5月因病离世，很可能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但这令人遗憾的结果丝毫没有影响沈从文的文学影响力，他的作品在日本、美国、俄国等四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被美国、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选进大学课本。这与其说是提名机制产生的“创-读效应”，不如说是作家自身的文学生命力。

如果我们就此反思，在各种“文学奖”层出不穷的快节奏、现象化时代，以文学诺奖为代表的“期待”问题，可能同样会出现一个言说现象。但言说的意义从来都不在于现象本身，而是这背后的“所见”和“不见”。这也许需要我们透过“文学奖”激活“文学”本身，在智能大数据、碎片化阅读的社会中，重新拾回“文学奖”设立的初心，作为对话科技时代、走出功利意识的一种方式。

试问，“文学诺奖现象”是谁的期待？理想的答案不是新闻媒体或文学专业人士，而是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