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赵振宇，自1982年进入长江日报评论部，后调入华中科技大学，40余年一直从事新闻评论实践、教学、研究。其间，在高校率先开办新闻评论方向班、成立评论研究中心，先后荣获华中科技大学教学名师、华中学者、“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等。撰写《新闻报道策划》和《现代新闻评论》两书列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为了让更多评论作者深入了解学习，红网红辣椒评论频道定期刊发推出“赵振宇系列回忆录”系列文章。

赵振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评论》首席专家）

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自然中央媒体和有影响的媒体也多。我除了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评论和理论文章外，还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中国文化报》《中国改革报》《学习时报》《新闻出版报》《北京日报》《民主与科学》《群言》等报刊，发表了一些他们需要的评论和理论文章。

《工人日报》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综合性报纸。1949年7月15日在北京创刊，是一张以经济宣传为重点的全国性综合性中央级大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之两次题写报名。20世纪八十年代所担负的任务是：通俗地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为职工知政、议政、参政提供舆论阵地。宣传改革和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新成就、新经验和新问题。对职工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科学素质。为职工群众说话办事，维护职工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利，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我为《工人日报》撰稿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状况和理论研究人员的实践证明了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但同时也以大量事实告诉人们，好的理论研究成果并非轻松可得，而是还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因为尽管理论界的空气相比较而言活跃一些了，那种因不同己见就打棍子、戴帽子、装袋子的现象不多见了（因为中央有明文规定，但即使如此，此等现象也并非绝迹了），但对理论工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持不正确看法的观念依然存在，其表现之一就是对理论工作者在探索中发现的新观点、新概念、新发展谓之“有问题”，进而认为发言人本身也“有问题”。这是否是一种新式的棍子、帽子，本人不敢妄言，但由此而产生的连锁反应，使理论工作者产生心里不安全，心里不自由感，进而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却是客观存在的。正是因此，理论研究人员如欲真正做到“理论研究要敢于涉及政治问题”，就得对此予以正视。

由此，我写了一篇《“有问题”辩》，发表在理论版的“沉思录”专栏中。文章中写道——

何谓“问题”？问题就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疑难、不足和失误。只要人们生活在世界上，要学习，要工作，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疑难，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失误和不足。人无完人，物也无完物。矛盾的存在是永恒的，“有问题”也不必大惊小怪。人类社会正是在矛盾、问题中生存，在解决矛盾、问题中前进、发展。迄今为止，有哪门科学，哪本巨著（包括自然科学）能说自己没有问题？没有。就是马克思主义，它的创始人也没有说它已经终结，而是提出要不断地发展。要发展，就是其中还存在矛盾、问题没有解决。正是这个意义之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有问题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极好的榜样。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该照着这条路走下去，为探索和创造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做出自己积极贡献。

改革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荆棘丛中探索出一条新路，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把问题或差错减少到最低程度是应该的，但由此而否定、非难人们的探索精神，压抑、限制人们的积极性（客观上）却是不妥当的。不能因为一部著作，一篇文章中的某个提法、某个词句不妥当、不贴切（何况有些被判定为“有问题”的，尔后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说这本书、这篇文章“有问题”，这个作者“有问题”，由此牵涉所有“有问题”的文章、著作和作者。在学术研究、理论探讨中，只允许一种提法、一个概念、一个模式的做法是不利于争鸣、竞争、繁荣、发展社会科学的。当然我们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哗众取宠，也允许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批评，但这一切都应该在平等、自由的状态下进行。有比较、鉴别才能有发展——真理才能愈辨愈明，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理论工作者在探索中才能明辨是非，端正认识，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素质，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文章最后写道：“理论研究应该有科学严谨的态度，不允许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在目前，似乎更应该提倡大胆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和勇气。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是不容易的，在这方面我们吃过不少苦头，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训，交过昂贵的‘学费’。对此，我们可要慎重啊！”

1986年5月2日《工人日报》沉思录

文章发表至今又过去快40年了，在理论研究中，“有问题”的提法和按“有问题”的标准去看待和处理人的做法，还不时地表现在我们学术研究和政治生活中，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根据当时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存在的问题，我在理论版上还写了一篇《“理论研究无禁区，理论宣传有纪律”辨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理论界、舆论界奉行这么一个宗旨——“理论研究无禁区、理论宣传有纪律”。这一口号似乎是作为一种思想解放的标志提出来的。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那阵子确实有过激励作用，大家起码可以多研究一些问题，多提几个为什么了。然而，实践证明，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不科学至少是不全面的。它的执行并不能达到繁荣社会科学研究和宣传之目的，有时还可能起着压抑窒息理论的负作用。

先来看上半句，“理论研究无禁区”。理论研究无禁区吗？不可一概而论。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其领域应是十分广阔的，凡是需要研究的领域，理论工作者都可以说无禁区存在。但是，作为社会科学，在目前的体制下，还不可能或不提倡将一切研究领域向理论研究者开放，同时，由于理论工作者自身存在的知识、素养的不足，有时迈到了某些新领域的门口而踟蹰不前，畏缩退却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论研究又是有禁区的。这种禁区的存在，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不是由谁说一句“理论研究无禁区”就是无禁区的。所以，在理论研究中提“无禁区”的口号，似有不妥，因为它是一种不能或无力实现的画饼，是不能引导理论工作者迈入新境界的。我以为，将其改为“理论研究唯真理”，似乎更明确、可信。为了寻求真理，坚持真理（同时包括修正错误），理论工作者自身要加强理论素质和思想意识、品格的锻炼；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也要作相应的改革，鼓励理论工作者并为他们创造大胆探索、开拓研究新领域的良好环境和条件。

再来看看后半句 “理论宣传有纪律”。理论宣传是将理论研究的成果向群众介绍、解释、阐述，使其明白其含义，接受真理，坚定其行动方向，调动其积极性。理论宣传当然要讲守纪律，正如我们其他工作也要讲守纪律一样，否则就会乱套。现在的问题是，有人对“理论宣传有纪律”作了片面甚至歪曲的理解和执行。在纪律面前，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在某些舆论宣传部门却不是这样。在那里，大家不是按照统一的纪律来进行理论宣传，而是按领导人的旨意来安排宣传活动。谁是官，谁就是纪律，谁的官大，谁的纪律就大，其他人皆要遵守，否则就是破坏纪律 。实际上不守纪律的往往不是理论研究、宣传者，他们的宣传活动大都是经过一定工作程序的，他们是守纪律的（当然也有不守纪律者）。不守纪律的往往是某些主管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的领导同志。在守纪律方面，他们有时比其他人还显得差一点。他们的主观随意性表现在理论宣传中更多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手中有权。过去，我们常常强调领导者个人的知识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反对只唯书，唯上，不求实，不讲真理，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改革目前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和领导干部的任命制。这种体制带来的弊端比个人素质差危害性更大，而且，正是这种弊端滋生和加重了人们的这种劣质。

为了适应改革形势的需要，改造宣传工作，有必要将“理论宣传有纪律”改为“理论宣传求科学”。因为，科学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等领域客观规律所做的综合反映和知识总汇。它不仅包括守纪律，同时也包含了理论宣传的规律、艺术、道德和宣传工具、宣传手段的现代化等内容。这样，我们在进行理论宣传时就会更全面、更准确，理论宣传的效果自然也会大大改观。

1988年9月9日载理论版“每周论坛”，1988年9月18日《文摘报》转载

这篇文章发表至今也过去了30多年，上述认识和表现仍然存在于理论学习和学术研究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这个讲话应该成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行为准绳。

我在《试论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赏罚机制》文章中写道——

十年改革，我们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举世公认，有目共睹，毋庸置疑。但是，其间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过去，正视现在，展望未来，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好、更稳，甚至更快，在此，我提出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赏罚机制的思考，供理论界同仁和决策机关领导者指教和参考。

赏罚机制包括两大部分：奖励和惩罚。两者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奖励是对人们良好行为或成果的一种积极肯定的信息反馈（借助于不同的信息载体）。在引力和压力的作用下，人们的内在因素（主要是思想意识）会发生变化，产生飞跃，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最终产生积极有效的行动；惩罚则是对人们不良行为或成果（从广义上理解）的一种否定的信息反馈（借助于不同的信息载体）。它的主要作用是警戒本人，教育其他，对整个系统成员指导制约作用。

在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赏罚机制中，要注意把握有益性、整体性、对应性、民主性和法制性。

载1990年3月9日“社会之声”

多年前，我在本地的省、市机关报上看到同时用一个整版刊发某开发区管委会向广大市民征求意见的巨幅广告——《高新大道沿线城市设计方案》，要求市民对面积1000公顷，涉及水、电、气、通讯等市政设施，兼顾办公、商务、居住、服务、休闲、娱乐、餐饮等功能的大道沿线设计，发表意见。我认真拜读了广告的说明，对着模糊不清的图片，实在是无法说出一条可供参考的意见。在征求意见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我打电话问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被告知还没有一人就此提出意见或建议。看来，如此问计于民，初衷是好的，但方式欠妥，效果自然也就不会好。于是，我写了一篇评论《问计于民也大有学问》，对此发表如下意见——

………

问计于民是好事，但也不能成了一股风，其中一些问题是应该弄明白的。

比如，要弄清楚哪些事情要问计于民。上至国家的大政方针，下至城市、社区的规划和建设，需要收集民意、调查研究的事情有很多。国家机关和有关部门应该根据决策事务的性质范围，决定问计于民的选题和范围。如果不问事情大小，不问计谋难易，只图个热闹，或停留于表面文章，全来问计于民，显然是不现实的，缺乏应有的效率。因为它超越了普通人的承受力。对于国家大计和专业问题，可以通过全国的两会及各种专业咨询委员会反映民意。但对于小区建设、市场价格、劳保福利等涉及民生的事情，多听听社区公众的意见则大有好处。

再比如，问计于民也要考虑多种途径的问题。问计于民是一种经常性的工作。一个地方，大都有市长热线、信访办等一类办事机构，它们大多是收集社情民意，专门从事问计于民工作的，很多时候，只要他们认真地及时地有效地工作了，情况是可以掌握的。

问计于民是一门学问。它要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要根据问计的意义轻重、范围大小、问题难易、实施缓急，按照科学有效的程序进行。

2010年10月20日《工人日报》“新闻观察”

除此，我在《工人日报》还写过《不要忽视中间层》（1988年7月28日）《“盲流”还是“智流”》（1989年3月31日）《克服短期行为，纠正急于求成》（1990年1月4日）《醒得早，更要起得早》（1992年1月2日）《升降之间求发展》（1997年4月30日）等文章。

《中国青年报》创刊于1951 年4月27日，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作为中宣部直管的中央级大报，以“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为己任，服务一代又一代的青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青年报》加强改革的宣传，报道了一批各行各业勇于开拓的青年改革者的先进事迹，在较深的层次上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我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之后，写了《根本任务是提高民族的素质》。文章写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来，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有时只注意了改变“脏、乱、差”现象，增添文化设施和美化环境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却对提高人的素质认识不足。现在，明确提出这一根本任务是非常适时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在苏联十月革命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列宁就曾指出，我们将要建立的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是为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言，在社会主义中国正将变为现实。但是，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只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要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完善。为了缩短我国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全国人民正在各条战线努力奋斗，积极工作。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整个四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所重视。要掌握和管理好已经引进和将要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仅靠以往的经验，是无法胜任的，必须提高人的素质（包括各种智力投资和培养）。

培养“四有”一代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一切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根本任务和目的。

1986年11月6日《中国青年报》

1984年初，《中国青年报》在新闻版二版开设了一个杂文栏目《求实篇》。创办时，正值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思想观念的碰撞激烈而尖锐。创办者陈小川、米博华、马立诚“都才30出头，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觉得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可以出一些应尽之力，于是酝酿创办一个杂文栏目”。（陈小川：《求实篇精粹》第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求实篇》首先是一个言论栏目，刊登在新闻版上，注重时效性。同时，它又是一个杂文栏目，是以杂文样式出现的言论栏目，它的文章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在该栏目刊登的作品中大多数直击社会现实，直指社会时弊。那时，我在《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工作，喜欢读也学着写了一些这样的文章，在该栏目发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希望，心里有话，无论对人对事，最好都讲出来，以便互相沟通，增进了解，讲者心情舒畅，听者从中受益。但有时候人们的想法不一定都正确，因而心里话有讲得对的，有讲得不对的，有只讲对一部分的。讲对了固然好，讲对了一部分的也应欢迎，讲得不对的也应允许。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气氛，心里话就难以听到。为此，我写了一篇《进言的胆量与纳谏的雅量》。

文章是因一件往事而提起的：梁漱溟向毛泽东争取“雅量”事件，是现代历史上一大公案（《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雅量”之争》）。读了这样的历史，我在文章中引用进言和纳言的典故后写道：

自古以来，进言者是要有胆量，听言者是要有雅量的。虽然不少朝代还制定了保证言路畅通的制度，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不能得以彻底的执行， 因进言而丢掉乌纱帽甚至脑袋者有之，因拒谏而误事丧国者也有之，造成了一桩又一桩历史的悲剧。

新中国的建立，为人民广开言路、 畅所欲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因我国漫长的封建意识影响，人们的民主意识还不强烈，因而也造成了一些或大或小的历史误会或悲剧，梁老先生一案便是一例。据此，吾以为，要保证进言者的胆量和听言者的雅量，仅靠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是不够的，必须为进言者和听言者制定确实可行的制度，并以法律的权威保证其实施，不得有违，违者必究。人们对政府和领导人的批评、建议，是受法律保护的民主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予以压抑和侵犯。仅此还不够，还必须制定具体法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使滥用权利和自由的行为受到制裁。多提供人们讲心里话的地方，创造好人们提批评、建议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对话双方的素质和艺术，这是民之所望，国之所需，也是梁漱溟一案给我们的启示。

国家的大事，集体的大事，进言者、听言者该如此；同事之间，家庭成员、朋友邻里之间，进言者、听言者难道不也该如此么？

1988年6月2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

1989年4月29日，我写了一篇《狗咬人，新闻乎》，参加了《求实篇》面向全国的杂文征文比赛，甲等奖有十篇，排在我前面的是冯英子、商子雍、李庚辰。

我在文章中写道——

……

什么是新闻的定义，这是新闻学家研究的事，我不明白，也不便评说。但作为市民，我总在想，狗咬人，人打狗这类事还是别当新闻好。但事实老和人们的理想作对，这不，1989年3月8日，《武汉晚报》又刊登青山区人大教科文工作委员会贺同志的来信称：“位于武昌火车站附近的武铁结防所到汔运二公司五站，不到四百米的路段内，养狗数条，最近又添狗娃若干（可谓多子多福啊）。白天，人们行路小心翼翼，入夜吠声四起令人胆战心惊。”这真是“犬患不除，百姓难安”啊！

狗患如此猖獗，为何不见打狗者登场?要知道我国素有打虎传统的，不用说景阳岗的武松，就是“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中也打死打残不少大老虎、小老虎，真老虎、假老虎，铁老虎、纸老虎，何愁不能制服一条咬人的小犬?太小看人了。说得不错。君不见，那打狗制狗者大有人在的——

据《春城晚报》报道，云南省丘北县一农人将该县酒厂党支部书记的一条花狗打死。结果呢，打狗者披麻戴孝，为死难之犬上坟，并从东门到西门沿街学狗爬，这算不算英雄创举?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江苏省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氏养一狗，咬伤多人，受到公安、防疫、新闻部门的干预。结果呢，他比那位支部书记更历害——“群众算什么东西。”“我还在位，只要我一跺脚，你们就别想出沛县城!”——也不知他跺出了英雄没有。

早年，鲁迅先生就有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檄文。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没打死的狗，也不知如今又繁衍了多少代子孙，异化了多少个新品种。但先生说的“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总是对的。我想，这话大概不是仅仅对那位支部书记的花狗、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黄狗的吧？

1989年4月29日，《中国青年报》“求实篇”

1987年6月10日，《中国青年报》开展的“我为精神文明献良策”征文评选揭晓，消息报道中写道：“湖北《长江日报》理论部的赵振宇同志，近年致力于开拓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奖励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应征写来的稿件《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奖励学》，结合我国国情从奖励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入手，分析了奖励的积极意义和施行奖励中应避免的倾向。他指出，研究奖励学，搞好奖励，对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此文被评为征文一等奖第一名，获得了华北光学仪器厂生产的“华光”牌SZ1型135相机一台和奖金。在奖励学研究领域，我先后出版了《奖励的奥妙》（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奖励的科学与艺术》（1989年科学普及出版社）、《激励论——发掘人力资源的奥秘》（主编，1994年华夏出版社）、《神奇的杠杆——激励理论与方法》（2000年湖北人民社）等著作。《社会科学学科辞典》（张光忠主编，199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奖励学”辞条对本人的该项研究进行了介绍。

1999年11月1日该报推出评论版“青年话题”。发刊词《倾听》由编辑部策划、马少华先生执笔：“‘青年话题’是一个发表意见的场所，一只张开听您说话的耳朵。我们欢迎不拘形式、不论长短的观点和意见。关键是‘不同’。‘不同’的价值在于，它不仅包含着新闻媒体求新求异的运作和读者求新求异的阅读规律，更重要的意义是：思想进步可能就孕育在‘不同’之中，而相同只能使我们停在原地。”在此前后，我为该报写一些评论和理论文章。

2006年是中国邢台地震40周年和唐山地震30周年，中国政府将举办一系列相关纪念活动，缅怀那些难忘的日子和因灾害而逝去的人们。在唐山地震中有24.2万多人死亡，重伤16.4万多人。邢台地震有8064人丧生，3.8万余人受伤。（2006年5月23日新华社电）为此，我撰写了《请为逝去的同胞们下半旗》的评论，建议在上述的各项纪念活动中，请有关部门考虑增加一项内容，即为曾经在那场灾难中逝去的同胞下半旗，以表达全国人民的缅怀之情——

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为纪念张思德同志牺牲时说过这样的话：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也没有《国旗法》，不用说是一个人的牺牲，就是在战争中逝去的千千万万将士和民众也不可能为他们下半旗。

现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于1990年10月1日起实施至今也有十五年多的时间了。《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明文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这里虽然用的是“可以”，就是说不是“一律”，不是“必须”，不带有强制性。但是，既是“可以”，总有可以实施的标准和可以实施的实例，很遗憾，没有。一个“可以”执行的条文，却没有可以执行的细则和已经执行的实例，不论从法律的制定者和法律的执行者来说，都需要作一番思考才是。

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灾难还不时地袭击着我们，每次风暴过后都会有一些或一大批骨肉同胞离我们而去。为了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可以选择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按照《国家法》的规定为他们下半旗。早些年就有人写文章呼吁过，但未能实行。希望以此为契机，形成一个制度，凡是达到“可以”下半旗的事件或时机，都举办这样的仪式。也希望我们新闻单位的记者们，创造性地工作，选择合适的事件和时机，促成和报道这样的仪式，以便更好地学习和落实《国旗法》。

2006年6月23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

当今时代，“国际会议”颇多，有在中国内地与国外某一地区或学校召开的会议，也有在周边某国或境外某地召开的会议，只要会议上有外国人甚至是中国的港澳台人士，都能称之为“国际会议”。为此，我写了一篇《学术创新与外国人的语录》——

如此“国际会议”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正的国际水准，可能很多组织者心里都是明白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很明确，这样的“国际会议”可以得到经费的资助，参加这样会议的成果多能得到承认。一项学术研究，一项创新成果，能够得到有多个国家人士参加的国际会议的认可，当然是件好事情。中国要走向世界，当然要关注世界，当然要重视各种各样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国际会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外国也有一些机构，想着法子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发邀请，以“国际会议”的名义捞取钱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必要以此作为考核和奖励的唯一标准吗？

无疑，学术研究和创新是个痛苦的事情，交流当属必要，学习借鉴前人和他人的成果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当无意义的交流成为评价标准之时，当照抄照搬别人的文献成为时髦之时，便会让交流成为形式,摘抄文献成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如果学术创新仅靠发表一些外文论文，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引用一些外国人的“学术语录”，不但让学术蒙羞，而且让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更让一些踏踏实实进行研究的人变得浮躁，使人们忙忙碌碌，不知所为，成为蝇营狗苟的“学术油子”。

虚心地向世界学习，真诚地向他人请教，永远是我们学术研究和创新的前提。只是希望政策的制定者，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让我们的学术制度和政策更有利于中国人才的成长。

2009年6月1日 《中国青年报》“一家之言”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正在一些高校紧张进行着。“教学评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使我国高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看来，“教学评估”是有意义的。但要真正将这项工作做好，还需要对当下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作一点梳理才是。于是，我写了《老师们为上好课做了些什么》——

大学是干什么的，它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地方；老师是干什么的，教书育人是它责无旁贷的使命。但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实也摆在我们面前：除了上课，老师们为上课做了些什么？只要我们走进大学稍作调查就可以发现，老师们除了上课，真正为了上课和教学的时间其实很少。他们更多地在忙做课题；他们更多地在忙着写论文和著作；他们更多地在忙着参加各种颁奖会、座谈会、咨询会等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不能说上述活动不重要，问题在于，老师们都去干课堂以外的事情了，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上课和上好课。

为了上好课，老师们首先需要加强本课程的知识学习。

为了上好课，认真备课是少不了的。了解学生的情况，听取他们的反馈，加上同行们的听课、切磋、交流都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

为了上好课，还要与同学们打成一片，掌握和了解传授对象的课外活动情况，回答他们的问题，批改他们的作业，帮助他们选择参加适宜的社团活动和从事有效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这一切都是需要老师花费时间和精力的。

时下正在进行“教学评估”活动，或许会提高老师们对课堂教学的重视，促使他们为打造一张张靓丽的学生名片而努力。但是，我以为这绝不是靠短时的教学评估就能奏效的，也不仅仅是老师们自己的事情，必须从宏观的教育体制上进行反思和改革。比如说，能否保证大学就是以“教书育人”为宗旨，能否考核学校和考核老师以课堂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成果为主，能否制定和完善有利于教学的老师考核、晋升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下实际上重科研轻教学的办学模式。

2014年12月18日《中国青年报》

网络时代发生新变化，在“可用”的基础上，构建“可信”的网络环境，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建立网络信任和安全，需要“讲真话”的精神和诚信的首先投产道德氛围的营造。我在“思想者”理论专版上发表了《网络时代讲好真话》的理论文章——

讲真话是公民权利伸张的惯常方式，是真诚人格的表现，也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多讲真话，才能取信于人，他人也会报之以诚；才可吐露真实心声，伸张自身权利，为政策制定提供借鉴，为诚信氛围的构筑“添砖加瓦”。

首先，讲真话要掌握实情。

其次，讲真话要合乎时宜。

再次，讲真话应端正立场。

最后，讲真话要坚持独立精神，培养宽容品格。

在网络化日渐深入、民主化大潮不可挡的新形势下，讲真话不只是关于勇气、魄力，更需要相应的制度铺设。宽松的制度环境、开放的舆论口径，才会增益于说真话的常态化。而与此同时，坚持独立精神、培养宽容品格，也是保养真话“花瓣”的社会营养。当宽容的文化土壤肥沃了，独立思想不断萌芽，真话才会盛开，社会才能离和谐越来越近。

2015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思想者”理论版

新闻的真实是新闻报道的前提和基础，讲真话、报实情也是新闻人应该时刻恪守的职业道德。30多年来，我先后出版了《与灵魂对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和《讲好真话》（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讲好真话》现已列为湖北省委宣传部与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共建项目，荣获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奖励项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上再次强调，“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对发现的问题，要分析原因、找准症结，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新华社北京 2022年12月27日）

当今时代，在知识信息骤增的大背景下，在传播速度越来越快捷且媒体形式越来越多元化的形势下，我们不能一味鼓励“想到就说”，而要力求做到“想好了再说”。只有那些视角独特、见解独到、说理透彻、思维新颖，富有建设性的真话、实话、心里话，才会受到人们的青睐，促进工作的改变。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程中需要讲好真话，在不断提高基层干部治理国家能力和水平的实践中，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是一项重要任务。

讲真话好，讲真话难，正因为难才需要我们大家都努力去实践，积极努力做到在发现问题或问题端倪时快说真话；要在人们赽趄不前、嗫嚅而言时敢说真话；要在人们能说真话时说好真话 ；要将真话时常挂在嘴边常说真话；要在讲了真话且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错误后认账改错。讲真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从能够做的地方和时刻做起 ，讲出符合当时当地情况管用的真话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时间则最终评判认知与实践的是非功过、真伪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