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杨

近来发现一种现象，许多评论文章都标配似的，在文章后半部分，提一些大而化之、没有深入思考的“浅建议”。

这些“浅建议”的惯用句式是，政府部门要怎么样，平台要怎么样，社会要怎么样，个人要怎么样。或针对一个主体，提出从这方面看要如何，从那方面看要如何，除此之外还要如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不是说，评论不能提建议。若是深刻的见解，独到的分析，看到问题的本质，提一些可行的具体建议，这应该说是一篇好文章了。问题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浅建议”实在太浅了，往往一句简单的套话，更像是为了提建议而提建议，甚至还有一些AI生成的痕迹。

而且，将这些所谓的“浅建议”套在所有问题上，似乎都合适。这万能的说教式话语，多少有些令人反感。

在某种意义上，一旦评论要以写些“浅建议”这种方式来结束，那也意味着对问题的理解不够深刻，甚至是没有思考。记得有人说过，“宁要片面的深刻，不要全面的肤浅”。我也认为，短平快的时事评论一般也就千把字，真要提个建议，那不妨抓住一点认真做些研究，了解一些实际情况，找到一些存在的问题。当年以笔为枪的“人民战士”邹韬奋，为了写好一篇三五百字的“小言论”，往往会花上一周的时间查阅资料，找准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把问题研究透彻，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表达出来，汇集成册后成就了一部评论经典。哪像今天许多人写文章，写了一堆千篇一律的没有过脑的“建议”。

在分析了问题后，评论真要提提建议，主要还是要提到位，至少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以我在N篇文章中看到的“平台要加强管理”建议为例。如果写作者有这方面的研究或经历，能诉诸具体的案例，自然最好。如果没有，那也得先全面梳理一番，包括目前平台在管理方面针对哪些问题，采取过哪些措施，取得了什么效果，各方评价怎么样，你认为有哪些不足或改进之处等等，接着演绎综合思考一番，形成健全有效的论证过程。换言之，即要找一些实例来对比论证，或要有可靠的科学的论据，来支撑建议的合理性、可行性，不要以轻飘飘的“要加强管理”几个字就完事。

读过毛泽东政论文章的人，或许都会知道，他的许多文章其实也是在提“建议”。

如在他早期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说：“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亮出观点后，接着他站在“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车夫、各色人等”的立场上，说出了他们的呼声，提出了如何联合起来的建议。

针对农民，他是这么呼吁的：

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

针对工人，他又是这么呼吁的：

诸君！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呼吁没有用现今许多人爱用的所谓“通用句式”，而是实实在在从被建议者被呼吁者的角度思考，或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深入他们的实际问题，自然而然指明方向。至少他的“建议”“呼吁”不生硬，而是生动可感，被“建议”的对象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毛泽东评论文章中这些言之有物的“建议”是怎么来的？

来自于他的实事求是，来自于他的深入实践。正如他在《健学会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提到的，“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这体现出的便是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体现出他政论写作的一个根本理念。他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命运的判断，始终是基于大量的民情调研，尤其是早年热衷于游学，走到基层与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地主，甚至是寺院住持等不同群体聊“家常”。

于毛泽东的评论写作而言，他也不止于聊“家常”，而是能从基层不同群体中的具体“呼声”“诉求”里，找到引导民众的密码。他往往站在时代潮流的制高点，站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来阐释这些问题。他的呼吁，或建言，或批判，往往专家读了不觉浅，百姓看了不觉深，有见识的人看了并非泛泛而谈，而能从中受到启发鼓舞。

因而，当你针对一个教育问题，准备空泛写学校要怎么样、家长要怎么样、学长要怎么样、社会要怎么样时，不妨看看毛泽东是怎么写的，或者看看那些评论经典名篇是怎么写的。针对真问题，写出真建议，前提是像毛泽东那样深入群众，或做一般深入的调研，获得生动的案例故事，再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

而且，避免随便提些千篇一律的“浅建议”，也是为了不被他人批“站着说话不腰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