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武隆县铁矿乡曾是远近闻名的“上访乡”，矛盾此起彼伏，干群关系异常紧张，群众上访不断。近年来，当地政府转变思路，认真帮村民解决问题，处理矛盾，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效益农业，使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由县里的倒数第一成为优秀乡镇。而今，两年多时间里，乡里没有一例到县以上信访部门的上访。（9月16日《中国青年报》）
　　
　　从上访乡到零上访，在声情并茂的新闻稿中，成为“当地政府转变思路，认真帮村民解决问题，处理矛盾，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效益农业”的政绩映证。不得不说的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上访乡”是难言政通民和的，如果媒体所言属实，也有理由相信，在一片大好气象中，在一件一件“销号”的矛盾管理中，“一件件民生实事，改变了干群关系”，并揭掉了“上访乡”的帽子。但是，当上访乡不再，姑且不论在利益冲突多元化的当下，一片升平的“零上访”，存在多大的现实不可能，单就“零上访”而言，在现实的社会秩序格局中，这样的新颜真的是值得传颂的好成绩吗？
　　
　　很显然，在这个得以传扬的正面典型中，存在着这样的坚硬逻辑：上访并非什么光彩行为，实现“零上访”是公权力追求的目标。但是，从根本上说，上访本不应该成为一项正确与否的选择，无论是对当事人或是公权力。要知道，上访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具法律内涵的词汇——信访。在关于信访的词条解释中，已赫然说明这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表达形式”，不过，这并不妨碍其本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信访”是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写进了法律之中的。
　　
　　从最初的信访条例中“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内容规定。再到后来，有相关部门对“限制越级上访”的细致规定，信访权利始终在明晰和规范的渠道中前行，并始终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渠道存在。这与“英明”的销号管理无关，与“改善的干群关系”无关，与“发展促稳定”的思路无关。
　　
　　于此而言，一个很自然的揣测是，从“上访乡”到“零上访”，所隐含的可能是这样两个现实：要么是虚妄的政绩成绩表，要么是虚妄的维权渠道。可以说“零上访”的虚妄所隐含的其实依然还是深刻存在的维稳逻辑，在公权力看来，上访通常与维稳有着天然的关联，却忽略了上访与权利本身的真正联系。其实，当我们的维权还停留在“大事大闹，小事小闹”的解决层面上，当上访成为公权力所不能容忍的恶行，“零上访”成为大书特书的地方政绩，又似乎是不难理解了。
　　
　　于此而言，“零上访”的出现，并非是值得赞颂的美好，更像是某种刻板逻辑下的傲娇，而这并不值得骄傲。
　　
　　文/高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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