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理查德·佛罗里达，人们很容易想起《创意阶层的崛起》，该书总结了创意阶层涌现并崛起的条件和作用，对于世界许多经济体的转型起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而在我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之所以接连确立创意产业在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发力打造创意经济，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受到了舶来的理查德·佛罗里达的理念影响。
　　
　　理查德·佛罗里达这位世界著名创意经济学家总是积极乐观的看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前景。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反思观点就认为，理查德·佛罗里达以及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作者）等人高估了全球化、创意经济的作用，低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轻型经济”本身带有的极大不稳定性。世界500强陶氏化学公司主席兼CEO、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利伟诚在《美国制造》（东方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书中亦委婉批评指出，所谓创意经济、设计与研发环节很难单独存在，相反，长期脱离制造加工车间会让创意设计水平萎缩。
　　
　　理查德·佛罗里达回应上述批评的方式，是提出他对后危机时代经济与社会走向的判断。他依旧是乐观主义者，在新作《重启：后危机时代如何再现繁荣》一书中提出，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衰退，与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两次萧条具有相似性。他认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全新工业体系及其巨大生产力，超出了19世纪当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的需求；危机过后，社会开始出现适应生产力水平的空间修复，农业社会才开始彻底转型为以巨大的工业城市为核心的经济体，并因此以更高起点释放了生产力。同样，1929-1933年大萧条是因为当时的城市和工业社会，仍无法容纳19世纪末第二次科技革命、20世纪初科学管理等成果造就的大规模生产型经济的生产能力，大萧条结束后，具体是在二战后，再一次上演了空间修复，即所谓的郊区化进程。
　　
　　《重启：后危机时代如何再现繁荣》一书由此提出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观点：20世纪末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涌现，创意经济的兴起，再一次超出了社会和经济需求，从而造成了金融风暴和这几年的经济萧条。理查德·佛罗里达的这番观点，本质上是对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的具体发挥。为了自圆其说，他在书中的前半部分较为翔实的阐述了科技革命带来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因此带来生产力超出需求引发危机的过程，以及危机过后，“资本主义通过空间扩张和地理重建来解决内部危机的贪婪行径”来创造更大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空间修复，为新型经济系统的涌现创造了必要空间，有机会实现更大繁荣。
　　
　　《重启：后危机时代如何再现繁荣》这本书随即逐一讨论了正在经历经济重启的美国和加拿大主要城市（城市群）。理查德·佛罗里达对纽约等传统金融中心的未来发展依然看好，理由是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城市目前的文化和社交生活（即创意阶层最为看好的环境）无法与纽约相比。而美国首都华盛顿所在哥伦比亚特区，拥有大量的高等院校，以政府之力可以更好推动空间修复，建立起适应未来竞争需要的空间环境，相比之下，底特律等已经滑入衰败的传统工业城市，则必须致力于对创意人才的挽留和培养（而不能仅仅救助陷入危机的传统工业企业），才具有重新振兴的可能性。
　　
　　迎来经济与社会的重启，走向重新振兴，动力究竟是什么？理查德·佛罗里达就此提出的观点，对于今天的中国也具有较为显著的启发意义。在他看来，重启不会自动发生，而必须通过对价值观的优化引导，实现人才布局的合理化。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大量名校毕业生从华尔街流出，从房地产行业流出，硅谷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其他一些新兴经济地带也获得了宝贵的人才支持，这当然是走向重新振兴的基础。
　　
　　重启的第二项条件是，教育机构要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技能和社会智力技能，要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将创意能力与动手能力相融合，为经济系统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服务业创造前提。此外，还应构建新的消费观，摧毁“炫耀式消费方式”，让在大都市安居发展本身意味着更低能耗。
　　
　　文/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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