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宁县梁集镇梁集村老汉杜常胜今年77岁。5年前，他的大儿子杜存平投资400万元兴建了“永恒面业”，其中300多万元是借贷来的。厂房建好没多久，大儿子和大儿媳先后遭遇车祸身亡。之后，杜常胜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艰难还完全部借款。他说：“人家相信我儿子，才会借钱帮他，我不能让借钱的人寒心。”（3月5日《彭城晚报》）
　　
　　又是一件“今生不欠来生债”的新闻。77岁老汉和他的老伴，面对的现实是，大儿子和儿媳车祸双亡，留下了330万债务和两个高中辍学的孙子孙女。当我把这些串联起来，再看“人活一辈子，钱算个什么，儿子不在了，不能给他留骂名”，杜老汉这句咬着牙说出的话，内心变得很复杂，所有想对杜老汉道德、良知、诚信、责任点赞的念头都变得沉重起来，尽管我知道，这些在当下成为人们非常需要而愈发稀缺的事物。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杜老汉原本也算殷实的家庭被耗到极致，成了困难户；面粉厂靠年迈的老汉去接手，经营管理的困难不难想见。如此，这条新闻实际上就成为一个困难家庭和一个困难民营企业的故事。
　　
　　从法律责任上看，杜老汉并无承担大儿子面粉厂债务的义务。父与子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两人不因其血缘关系的存在而混同。债权是相对权，仅对特定的债务人发生效力，债务未经合法转移，只能由债务人本人承担，债务人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债务人的亲属甚至是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也都没有义务为债务人承担债务，任何人将他人承担的债务强制或者半强制地让其他人来承担，都与法律相悖。无论“儿债父还”，还是“父债子还”、“夫债妻还”，都是是传统农耕社会流传下来的民间俗语，显然，杜老汉主动背负了这个传统的压力，更显然的是，杜老汉难以承受偿债之重。
　　
　　他的家庭，应该得到社会救助的举托和温暖。他的孙子和孙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此而被迫丧失，学校不应该成为他俩失去父母之爱的再一次失去的拥有。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从新闻中没有看到当地政府、就读学校以及民间力量的作为和支持，高中阶段教育是非义务教育，并非说政府可以抛却教育保障的责任。可以说，两位高中生，就在眼皮子底下，生生地被家庭的变故“逐”出学校去了远方。
　　
　　他儿子的面粉厂，也不应该如那套县城的房子一样，廉价地转手而出。某种意义上，扶助那个面粉厂，让这个面粉厂继续生产经营下去，就是最他和他的家庭的最大帮助和挽救。他在一连串人生艰难和生活重击下变卖家产和厂子，节节败退，然后在自我挣扎中勉强还清债务，外部支持系统完全失语了。我认为，官方对民营企业的关怀，不能限于已有政策层面的扶持，对民营企业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的危难，也不能袖手旁观，要有基于具体情况研判的应对之举，而不是让其完全在市场中自生自灭。
　　
　　还需要指出，倘若对类似“儿债父还”、“父债子还”的情况仅止于道德层面的点赞而没有现实作为的帮扶，则难以产出更多力量和价值，也是缺乏现代法治理念的表征。
　　
　　文/王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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